縱橫比較中探索十八屆五中全會思路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已于10月29日發表。與此前媒體的諸多預測對比，公報內容可用“大勢趨同、細節搶眼”來形容。本次公報對中國國勢做了怎樣的評估？又對未來政經發展釋放了那些信號？筆者在此試對本次會議做一縱橫比較：縱，即將本次五中公報與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前三次五中公報對比，既看不同也看相同，以厘清中國三屆最高領導層為政思路的演變脈絡。橫，則是將本次公報放在十八屆這個背景下，看其與本屆前四次中央全會的公報如何呼應，構成當今領導層立體的為政思路。

進入新世紀十六年來，五中全會已經在不同屆別下召開過四次了。談起這四次的最大共通點，就是使命：這四次五中全會都是以審議未來五年國家發展大計為核心議題。從1953年開始，以五年為單位制訂國家政經發展走向，這已經成為了中國政治體系的一個傳統。一方面來講，這一程序已經延續了六十年。另一方面來看，每五年一訂的發展大計，從內容到指導思想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說共和國早期的五年計劃還明顯帶有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烙印，那么今天的五年大計，則是早已走向市場的中國，探索因應國際化的戰略。中國共產黨在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摸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將一個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概念延續下來，并賦予新的意義——這五年一訂的社稷方略，本身就是在以中國方式來回答世界課題。

俗語講“從細微處看文章”——這一智慧也應用于洞察國家最高層的宏觀設計。2000年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尚以《第十個五年計劃》命名下一個五年方略。四年后的十六屆五中，則將該文件改稱為《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從計劃到規劃，一字之差，體現了執政黨最高層對政府職能定位的新認識：有效執政不再意味著事無巨細、大包大攬，而是要知所進退：執政黨和政府對社會給出發展的宏觀趨勢，然后放手讓民間發揮活力和創造力，去細化各自的目標。“市場進、政府管”這一思維，貫穿幾屆五中。本屆領導層多次強調打造職業政府。“壯士斷腕”、“涉險灘”、“闖雷區”——諸多比喻都表明了高層向既得利益集團宣戰，深化行政改革的決心。其目標，是要打造出一個精簡高效、不瞎管不戀權不貪功的政府。這種鼓與呼，是幾屆五中戰略的自然延伸。

縱觀四次五中全會公報，一些關鍵詞具有高度的重復性。這些詞匯的反復提及，體現了幾代最高層對中國崛起過程中恒久課題的認識。一個例子就是幾屆公報都點到經濟結構調整，并將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另一個高頻詞匯是創新，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人才培養。第三個反復出現的焦點，是民生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為什么要關注這些高頻詞匯？時下媒體經常提及政府的“轉身”——其實轉身并不是什么新現象。三屆領導層的四個五中公報，塑造的是一個不斷在轉身的政府。再把時間軸拓得更遠些，從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再到習近平的“滾石上山”，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轉身、探索、調整，從來沒有停止過。幾屆五中全會不變的，正是“求變”的這一根本思維。

說罷相通點，再來談談本屆五中的突破。會前媒體專家的推測，大多放在了“坎”這個字上。而從公報看，最高層沒有回避這個字。無論從成就還是從挑戰看，今天的中國都站在坎上，面臨著諸多的跨越。一個最明顯的標志，就是“小康”目標的兌現。從1979年提出開始，“奔小康”三個字就在訴說著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中國夢 。2005年的十六屆五中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了本屆五中，公報已將目標設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并給出了明確的指標：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貧困縣全部摘帽。看得見摸得著的衡量標準，終于把“小康”這一曾令國人夢寐以求的愿景，變得觸手可及了。

三十余個春秋荏苒。如果說“小康”的跨越帶來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成就感，那么其他的跨越，更多意味著挑戰。本屆公報一如既往強調調整。但今后的調整，不再是在同一軌道的微調，而是換軌轉型般的大調。第一個大調體現在發展模式上：前三次五中公報，都提到了經濟以較高速度發展的必要性。而本次公報，開門見山坦承經濟下行壓力巨大，未來增長目標現實地調整為“中高速”。為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必須從速度軌道切換到質量軌道上。中國的發展，必須從已延續了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勞動密集型模式脫身出來，向精品式、技術密集型模式靠攏。此刻的中國經濟內涵，尚不能與“高效率、高質量、高收入”而聞名的德國模式匹敵。但不爭的事實是，中國需要從簡單一元，唯速度論的初級發展階段畢業了。以德國為代表的后工業國家“三高”模式，是中國今后需要為之奮斗的方向。

發展模式的轉型，還體現在綠色經濟首次被提到了核心地位。不得不說，環境的急劇惡化，已經成了中國發展模式為全世界所詬病的焦點。中國最高領導人也表示，將“APEC藍”持續下去，是全國人民為之奮斗的目標。從十五屆五中公報對環境的一句話，到十六屆五中的一段話，再到十七屆五中“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提出，直至本次公報具體闡述“綠色發展”的諸多內容和衡量指標——在花了十六年，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后，環境保護終于從決策邊緣走到了核心。

另一個大調，體現在社會架構上：改革開放以來，比發展腳步更快的，是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曾做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其諸多弊端日顯突出。本屆五中公報全面實施二胎政策，標志著中國人口政策的分水嶺。一胎政策的終結，伴隨全民高中教育的普及、貧困家庭學雜費的免除，以及養老金全國統籌，諸多舉措構成應對老齡化、提高勞動力素質的一副綜合藥方。

談罷縱比體現出的持續與突破，再來略談一下橫比，即本次會議公報與十八屆前四次中央全會公報的關聯。從十八屆一中開始，四次中央全會的重點分別為選舉領導機構、國務院機構改革、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法治建設。做為重中之重的經濟發展規劃，雖然各全會公報都有論及，但尚未得到系統的闡述。本次公報，顯然填補了這個空缺。

本屆領導層履新以來，媒體多次提到“新常態”這一概念。“新”這個形容詞與“常態”這個名詞的搭配，本身就體現了在矛盾中摸索前行的中國。這個詞匯明確地告訴社會大眾，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的發展模式正在面對一場根本的轉型；國家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并且會持續相當時間。這個新常態當然是多維立體的。如果說前四次十八屆中央全會對新常態給予了行政、戰略、司法等角度的定義和分析，那么本次五中公報則為這個概念加入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內涵。中國從上到下，正對這個綜合的“新常態”形成民族共識。該共識可歸納為兩點：其一，對問題艱巨性的清醒認識；其二，基于三十年成就而產生的自信。挑戰意識與平常心——這兩點，本身就是矛盾的統一，在本次全會公報中也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公報還首次以中央意志的形式，強調了提高中國話語權和全球影響力的必要性。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韜光養晦”一直是中國國際戰略的基石。而今日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支撐全球經濟穩定的重要支點。低姿態外交已經不能充分保障中國日益遍布全球的利益。現在就與韜光養晦這一戰略告別，或許尚早。但調整勢在必行。本次全會的公報，對此釋放了明確的信號。

經濟穩定增長、社會持續進步、青山綠水回歸、外交堅定自信——希望來自最高層諸多的戰略調整，讓這樣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常態一步步在中國實現。

（作者為美國丹佛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