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如何才能更精準？

一、我國目前精準扶貧面臨的三大挑戰

2015年10月8日，審計署發布公告稱，廣西馬山縣違規認定了3119名扶貧對象。其中，343名財政供養人員，包括村干部238人，教師78人，行政人員7人，其他業單位人員20人；有人名下有汽車或在縣城有房產；有人是個體工商戶或經營公司。一些收入超標準的人員瞞報收入，一些地方并未嚴格按照收入標準來認定貧困戶，而是采用子女上學、生病等其他標準來認定，加上存在審核不到位，才有了這么多“假冒”的貧困戶。馬山縣委書記唐咸興表示，2014年縣里要在7至8月份完成14萬多貧困人口的建檔立卡工作，由于培訓不夠、工作不仔細，沒有充分征求群眾意見，縣里對報上來的貧困戶也沒能做到全面有效審核。廣西扶貧辦成員表示，貧困戶的識別程序以村屯上報為主，加上核查不夠，就可能出現優親厚友等違規問題。

冒充“貧困戶” 的行為給國家敲響警鐘，然而，真正的貧困對象，尤其是貧困兒童，卻往往沒能被精準識別。2015年8月4日，一篇“世界上最悲傷作文”——《淚》引起了人們的熱切關注。文中這樣寫道，“我把媽媽接回家，坐了一會兒，我就去給媽媽做飯。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此文作者是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一位12歲的彝族小女孩木苦依伍木（漢文名：柳彝），她生活的地方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處，被公認為中國最貧困、最落后的地區之一。這篇作文描述了她母親離世前的場景，就在4年前，她的父親也已去世。成為孤兒的木苦依伍木，帶著兩個弟弟生活，除了種幾分地，放學后她還要做飯、喂豬。此文引發了人們對貧困地區兒童的關注。當地的支教老師強調，近年政府在扶貧、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由于受到自然、觀念等諸多條件限制，改變大涼山的狀況恐怕還需要更多力量。

兒童期是生命周期中極容易陷入貧困的階段，這一階段經歷的貧困往往會影響兒童的健康成長。貧困兒童因缺乏營養、教育、醫療等基本保障，會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受到嚴重不利影響。他們自我評價不高，難以融入良好的社會交往環境，從而漸漸喪失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這些貧困兒童長大后很可能依然貧困，這會形成 貧困的代際傳遞。

2011年2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一項關于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的調查報告揭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上課期間有饑餓感；學校男女寄宿生體重分別比全國農村學生平均水平低10公斤和7公斤，身高低11厘米和9厘米。2011年4月，由鄧飛等數百位志愿者、國內數十家主流媒體，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發起的“免費午餐基金公募計劃”，倡議每天捐贈3元為貧困學童提供免費午餐。“ 免費午餐”的整個執行過程是公開透明的，為了做好免費午餐，志愿者為學校開通了微博，隨時公開收支信息，同時請當地政府、媒體、NGO、家長、無所不在的網友等一起參與一線監管。正是借助這樣 一股龐大的社會合力，自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募款超過四千六百萬，已使兩百多所學校的學生免于饑餓，享有熱騰騰的免費午餐。

實現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是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這其中最艱巨的任務是貧困地區的孩子們，其總體規模大體710萬①，我們必須補上這個短板。對貧困兒童實施救助，首先有利于保障兒童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也是現代國家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其次有助于使貧困兒童擺脫貧困、生活無保障以及被剝奪和排斥的境地，減少并割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最后，它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推動社會文明與進步。 扶貧必扶智，兒童是社會未來的人力資源，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貧困兒童作為特殊的弱勢群體，國家和社會有責任為其提供相應的救助。

在當前農村多元化扶貧開發格局中，扶貧工作還面臨三個方面的挑戰：

1.貧目標未能精確瞄準

部分地方扶貧官員試圖通過少量的扶貧資金來塑造缺乏區域經濟帶動作用的扶貧形象工程而非扶貧惠民工程。這并未實質上解決貧困農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此外，“撒胡椒面”式的扶貧項目使得扶貧資金過去分散，難以精準落實到貧困農戶手中，從而難以形成產業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抑制了扶貧資金的效果。

2.如何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對特困兒童還有死角

我國對于兒童貧困問題的關注仍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真正意義上針對兒童的福利政策。貧困兒童的問題主要體現著營養和教育方面。一方面由于貧困家庭所處地理環境、氣候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貧困家庭收入低，導致貧困兒童營養不良現象突出。此外，扶貧部門偏重于將扶貧資金用于產業項目而忽視教育扶貧的作用。當前我國農村貧困地區的農戶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保持低水平狀態，農村難以通過知識更新、素質教育的渠道來貫徹科教興農的戰略。農村貧困地區缺乏高素質人力資源來支持高效農業和現代工業及服務業。

3、扶貧工作主體單一化

農村扶貧的資金籌措主要由各級政府負責，這雖然有利于利用政府的強大動員能力來提升扶貧效果，但卻導致扶貧工作主體的單一化。部分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市場機制引入外部社會力量，但他們缺乏管理社會組織的能力，缺乏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的配套政策準備，使得社會力量難以為農村扶貧事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