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獲頒諾貝爾獎：為人類作出最有價值的貢獻

12月10日，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登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讓我國科技界乃至全國人民再次為之驕傲和振奮。其實，自今年10月消息傳出，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之后，科技界一直在思考：中國的下一個諾獎在哪里？怎樣讓中國科技界出現更多的屠呦呦？

屠呦呦獲諾獎顯示中國科技的繁榮進步

這是中國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獎項。正如李克強總理在賀信中所說：“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加深，越來越多中國科學家的成果被國際學術同行所熟知。”在祝賀屠呦呦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座談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說，他在出訪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時候，從國家元首到當地老百姓，無不對青蒿素這一克瘧神藥心存感激。

據陳竺介紹，他曾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士路易斯·米勒有過一些交流，當路易斯·米勒在談起屠呦呦的貢獻時，眼睛里閃著淚光。還有很多外國科學家，也是懷著這樣的崇敬之情談起屠呦呦，談到中國科學家的貢獻。

盡管經過幾代科研工作者的奮斗，我國科技創新不斷取得重大突破，許多成果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卻唯獨與諾貝爾獎無緣。此次屠呦呦獲獎，終于實現了這一零的突破，也在一定意義上體現出我國的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陳竺感慨地說：“中國科技界正處在歷史發展的最好時代。”

抗瘧藥研究之路曲折而漫長

許多人并不了解，抗瘧之戰由來已久，而抗瘧疾藥物的研究之路也充滿曲折。

1978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青蒿素研制成功的重大報道，并斷言“這是我國醫藥衛生科技人員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發掘祖國醫藥學寶庫所取得的一項重大科研成果，也是繼國際上治療瘧疾的藥物——氯喹后的一個新的突破”。次日，《光明日報》繼續刊發本報記者采寫的文章《深入寶庫采明珠——記抗瘧新藥“青蒿素”的研制歷程》，對青蒿素的研制過程做了全面而生動的解讀。文中提到的“一位新中國成立后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的實習研究員”，就是屠呦呦，而這距今天屠呦呦獲諾獎，竟過去了37年之久。

瘧疾不僅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還嚴重影響軍隊行動，這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有太多例證。資料記載，在越南戰爭中，美軍因瘧疾造成的非戰減員比戰傷減員高出四五倍。為此，美國成立瘧疾專門委員會，組織幾十個機構參加研究。至1972年，美國華爾特里德陸軍研究院就已篩選了21.4萬種化合物，但仍沒能找到理想的新結構類型抗瘧藥。

20世紀60年代初期，越南人民軍也同樣遭受瘧疾的困擾。越南領導人在訪問“同志加兄弟”的中國時，向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出幫助研制新型抗瘧藥的請求。為此，主席和總理指示有關部門，要把“解決熱帶地區部隊受瘧疾侵害問題”作為一項緊急援外、戰備任務立項。

記者從中國中醫科學院了解到，我國軍內從1964年起開展抗瘧藥研究。1966年，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藥理研究所設計出防瘧1號、2號片，使預防時間從7天延長到10天至14天。但鑒于任務的緊迫性和艱巨性，1967年5月23日，國家科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在京召開了“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協作會議”，自此拉開了軍民合作，共同研究抗瘧新藥的序幕。項目以開會的日期為代號，稱為“523”任務。之后，先后有七省市全面開展了抗瘧藥物的調研普查和篩選研究。至1969年，已篩選化合物及包括青蒿在內的中草藥萬余種，但仍然沒有取得理想結果。1969年1月21日，全國“523”辦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張劍方及田辛一行三人來到當時的中國中醫研究院（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邀請相關專家加入抗瘧藥物研究。中國中醫研究院指令中藥所成立了科研組，屠呦呦任課題組組長。也正是從那一刻，屠呦呦與青蒿素結下不解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