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獲頒諾貝爾獎：為人類作出最有價值的貢獻

屠式發現與大團隊合作的機制保障

如果說屠呦呦在40多年前發現青蒿素帶有某種偶然性，那么，在成功的偶然中，一定有著某種必然。

屠呦呦的執著堅守，是最終成功提取青蒿素的關鍵。據中國中醫科學院資料記載，當時中醫研究院是“文革”重災區，科研工作全面停頓，課題組初期也僅有屠呦呦一人。屠呦呦回憶說，接受重任后心情激動，也深感責任重大。但她堅信，依靠歷史悠久的傳統中醫藥，一定會找到辦法。她從本草研究入手，不厭其煩地收集、整理了包括內服、外用，植物、動物、礦物藥在內的2000多個方藥，又精選編輯了含640個方藥的《抗瘧方藥集》后進行實驗。但之后因種種原因，“中草藥抗瘧”工作難以繼續開展。直到1971年，抗瘧隊伍再次在廣州召開專業會議，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自此，屠呦呦重新挑起重擔，重新建立課題組。

她說，當時由于丈夫被下放到在云南的“五七干校”，家里孩子小無人照看。為了不影響工作，干脆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在那個時候，絕對是事業第一，生活要給事業讓路的。”

終于，在經歷了190次失敗的煎熬后，1971年10月4日，編號為第191號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出現了令人振奮的結果——其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100%。這一成功最終證實了青蒿的抗瘧作用。隨后，多個青蒿素類抗瘧藥先后誕生。

在那個年代，聚全國學科優勢大團隊合作的力量，也為青蒿素發現提供了有效的機制保障和平臺。1978年11月28日，在揚州召開青蒿素鑒定會時，主要研究單位就列了6家，主要協作單位竟有39家之多，參加鑒定會的人員達100多人。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缺少先進儀器設備，工作量又如此之巨大，需要這樣的協作保障機制。正如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院士所說：“‘523’項目集全國精英之力，那是一種建立在團隊精神之上的、永遠不會過時的中國特色研究模式。”

融合讓傳統醫學汲取營養并綻放光彩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與屠呦呦相識于20世紀50年代。那時他們每天三頓飯都在食堂吃，聊天的機會多。他說，人們只知道，學西醫出身的屠呦呦取得成功是受到中醫藥啟發，但并不了解，她也曾系統地學習過中醫藥。屠呦呦畢業于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但在1959年至1962年，她參加了衛生部“全國第三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如果沒有那三年的系統學習，她可能不會想到從《肘后備急方》里面去找靈感，想到采用乙醚低溫提取這一關鍵性步驟。

正如中醫藥的傳統技術方法給屠呦呦以創新的靈感，現代醫學的許多成果，也是中醫藥和現代科學融合的結晶。“醫學發展沒有必要去刻意計較傳統與非傳統、中醫與西醫的區別。”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張其成說。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王慶國談道：“古代典籍中說好的東西，并不是簡單拿來就都可以用，數千年來，中醫基礎理論一直伴隨時代發展向前推進，一刻也沒有停歇。傳統醫學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也需要從當代最先進的理論與技術中不斷汲取營養，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掘和發展，取得更輝煌的成績。”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姜廷良表示，屠呦呦的成功也啟發我們思考，怎樣更好地探索總結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律的問題。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凱先表示，中醫藥是我國最具有原始創新潛力的領域。國家重大科技計劃中，應進一步加強中醫藥創新研究布局，打破行業和單位的界限，推進傳統中醫藥與現代科技的融合，使之綻放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出現更多的屠呦呦需要什么

“獲得這個獎，我并不覺得怎么樣，我倒是覺得青蒿素真正能救命，能讓很多人免于死亡更重要。即使不給我這個獎，但能救很多人，也值。”獲諾獎后的屠呦呦對張伯禮院士說。

陳凱先院士在談到屠呦呦獲得諾獎時說，她經歷了多次失敗，但仍堅持不懈，堅持創新，不盲目跟風，不急于求成，這些都是一個科學家非常寶貴的品質。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也在科技界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說，我們的科研到底要干什么？從哪出發？其實簡單概括，科學研究一定要以造福人類為價值導向和根本宗旨。只有真正為人類作出有價值的貢獻，才有可能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陳竺也同樣強調，科學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中青年科學家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放棄追逐那些簡單的數量指標，放棄所謂的光環誘惑，扎扎實實做好學問。

“科技創新還需要用改革來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更多的創新提供政策空間。”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劉謙說，創新需要系統集成、聯合攻關、協同合作，需要組織機制的保障。如形成更科學、更符合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評價機制；下放科研評價和人才評價的權力，給科研單位更多自主權；避免科研資源浪費和無效配置等，從而形成最優質的創新土壤，更好地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

唯有如此，才能出現更多像屠呦呦這樣勇攀高峰的科學家，才能讓中國早日成為創新型國家。

（光明日報北京12月10日電 光明日報記者 田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