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之星”負責人熱衷裸聊 2名女工多次為其墮胎

自詡為“工運之星”、曾被某媒體評為“年度公益人物”的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以服務部為平臺，利用境外組織的資助插手數十起工人維權事件，鼓動罷工使維權走向極端。目前，曾飛洋、孟晗、何曉波等7人已經被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近日，記者趕赴廣州，采訪專案組民警以及犯罪嫌疑人，揭露“第一個國內勞工NGO”這一非法組織的真實面目。

□事件

勞工機構涉嫌策劃聚眾擾序

今年12月初，有消息稱，廣州勞工NGO工作者曾飛洋、朱小梅等人失聯。佛山南飛雁社工中心負責人何曉波、向陽花女工服務中心負責人駱紅梅等人也被警方帶走調查。

隨后，廣東警方向記者證實，曾飛洋等人確實已經被警方帶走調查，目前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主任曾飛洋和孟晗、湯歡興、朱小梅、彭家勇、鄧小明等相關人員，以及南飛雁機構負責人何曉波共7人，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經被警方采取強制措施。

據警方調查，以曾飛洋為首的犯罪團伙，以服務部為平臺，組織策劃多起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案件。何曉波等其他勞工機構負責人，與曾飛洋及他控制的服務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警方從曾飛洋辦公室和其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國勞工運動報告、反動書刊、口號標語和培訓資料，以及他在國外參加培訓和罷工的照片等大量材料，上述物證足足裝了十幾麻袋。

記者網上查詢發現，曾飛洋曾經接受過多家媒體的采訪。在這些報道中，曾飛洋的“打工族服務部”被稱為國內最早的NGO組織之一，“第一個國內勞工NGO”等等，曾飛洋還曾被某媒體評為“年度公益人物”，名聲大噪。廣州當地一家媒體的記者坦言，曾飛洋經常以勞工維權專家的名義接受采訪。

近日，記者赴廣州專訪專案組成員及相關人員，了解案情細節。

□調查

身份

在校時嫖娼后隱姓埋名

“猶如一個兵蟻，更似一個將軍。”“在社會喪失痛感的地方堅守疼痛，在法律屢屢失守的地方修復公平，在殘肢斷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尋找生命的完美。”在面對媒體和外界時，曾飛洋將自己包裝成一個追求社會正義的人。

然而，被境外組織奉為代言人的“勞工維權專家”曾飛洋，在曾經的下屬蔡嬌、湯歡興等人的眼里，則是一個為斂財不擇手段的人。但即使是他們看到的，也只是曾飛洋的一面而已。隨著警方調查的深入，曾飛洋的“多面性”暴露了出來。

根據打工族服務部官方網站上的資料，曾飛洋1974年出生于番禺，1996年就讀于華南師范大學法律專業，畢業后曾在南雄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飛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師事務所。在面對媒體時，曾飛洋解釋辭職的理由時稱：“每天喝茶看報紙，太清閑了。”

但警方調查的證據卻顯示出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歷”。曾飛洋真名曾慶輝，曾考入廣州的一所中專學校，在校期間因為嫖娼被校方開除。回到原籍的曾慶輝，以自己的城市戶口為條件，與一名叫“曾飛洋”的農業戶口同鄉對換身份，并以對方的身份再次參加高考，考入華南師范大學的大專班，此后一直冒用“曾飛洋”。在南雄司法局工作期間，曾飛洋又長期與一個有夫之婦糾纏不清，并因侮辱婦女被拘留15天，不得不辭職。

起步

接手服務部曾出境培訓

警方掌握的情況顯示，1998年，曾飛洋加入服務部，在創始人廖曉峰離開后全面接手，對外號稱服務部主任、總干事。2007年，該服務部被工商部門注銷登記，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門登記注冊。

2002年起，曾飛洋成為該組織負責人，與一些境外組織和外國駐華使領館長期保持密切聯系，多次出境接受培訓，回國后在境外資金的支持下長期從事“勞工運動”，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國的“勞工運動”情況報告作為條件。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飛洋號稱自己的月工資只有幾千元，生活困難，服務部也舉步維艱。但根據警方的調查，曾飛洋名下不但有汽車，還在番禺市中心有兩套房產。其中一套以其妻弟的名義購買，然后又高價租給服務部，套取境外組織的資金。

“每插手一起勞工糾紛，曾飛洋在勞工維權界的地位和聲望就更大，騙取工人們對他的信任就更深，換取境外組織資助他的籌碼就更重。”辦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飛洋想方設法在媒體上亮相，名氣飛速積攢，為他帶來眾多追隨者。

服務部的骨干人物孟晗，曾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判刑9個月。網名北國的湯歡興，專門負責網上的煽動、宣傳。彭家勇、鄧小明均為服務部原項目干事，兩人都參與了廣州利得鞋廠罷工。據湯歡興稱，服務部一切都由曾飛洋說了算，孟晗負責工人會議的籌備，朱小梅負責具體聯系工人。

手段

借勞資糾紛鼓動大罷工

根據警方的調查，近年來，曾飛洋等人借助服務部，頻繁插手珠三角地區的勞資糾紛事件，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廣州軍區總醫院、大學城環衛工、南沙聯盛模具廠、恒寶珠寶首飾廠等數十起罷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現了他們的身影。

除了采取十分激進的罷工方式，曾飛洋等人還煽動部分工人聯名罷免一家工廠的工會主席，非法控制某工廠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煽動工人圍攻執法機關等。

在工人罷工事件中，服務部所起到的不只是服務作用，還有組織、策劃和領導作用，鼓動工人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如果工人代表不符合他們的要求，就通過其他工人，將代表罷免。

警方調查發現，曾飛洋等人每次插手勞資糾紛，有著固定的套路和嚴密的計劃：

調查企業每次介入前，他們會提前調查企業的情況，將目標對準有影響力的外企或者勞動密集型企業，或者比較敏感的行業，評估是否具備提供大筆資金解決問題的實力，以及能否引起轟動效應。

接觸工人通過散發名片、熟人介紹等方式與工人接觸，組織召開工人代表大會，從中選出性格激進的工人代表。“打著免費維權的旗號，說法又比較正義，因此容易蠱惑工人。”辦案民警告訴記者。

鼓動罷工服務部會對工人進行集中培訓，向工人傳授罷工的方法，播放其他國家和地區勞工運動的視頻，甚至帶著工人代表到其他勞資糾紛現場“觀摩學習”。

制造影響煽動鬧事，包括策劃罷工方案，教唆工人拒絕通過合法渠道維權，而是以激進方式迫使廠方答應條件；鬧事過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將現場圖片發到境內外網站上，進一步擴大影響。

慶功洗腦最后，在每次罷工之后，曾飛洋等人都要召開大規模的慶祝會議，贊揚工人們做得好，讓他們把罷工的風格堅持下去。

擴張

設分支機構給工人洗腦

據了解，服務部內部也矛盾重重，多人對曾飛洋不公示財務狀況等情況表示不滿。作為服務部前出納的蔡嬌，從2006年以來向多個部門實名舉報曾飛洋，舉報的罪名包括侵占資助資金、偷稅漏稅等。曾飛洋以前的手下，還舉報曾飛洋借維權之名侵占工人的財產。

調查顯示，曾飛洋等人也在不斷擴充勢力，先后在廣州、東莞、佛山、中山等地發展多家分支機構，舉辦所謂“工人領袖研習班”。曾飛洋在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時稱，其“服務部”已成為中國勞工NGO的“黃埔軍校”，何曉波、駱紅梅等人，都曾經在曾飛洋手下干過。根據曾飛洋的說法，佛山的南飛雁社工中心和東莞的燭光服務中心等組織，以前實際上就是打工族服務部的分部，后來獨立出來。據警方調查，這些所謂的維權組織，其運行模式與服務部如出一轍，同樣接受境外組織機構的資助。

據記者了解，不但與其下屬矛盾重重，在幫工人“維權”過程中，曾飛洋甚至向接受其幫助的女工下手。曾飛洋向這些女工發送粗俗下流的短信、微信，挑逗勾引女工，至少有8名維權女工、女志愿者與曾飛洋有染，并長期保持情人關系，2名女工多次為其墮胎。警方在搜查曾飛洋住所時，還查獲大量的淫穢物品。據了解，曾飛洋熱衷網上“裸聊”，向不同女性發送露骨短信等。曾飛洋還加入了裸聊群，因在群里表現“太過下流齷齪”，而被踢出群。

□案例

工人因為社保和公積金問題，準備與廠方談判維權。工人最初是想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服務部的人卻提出了罷工的建議。在第二次罷工后，廠方基本答應了工人的條件，工人代表本來打算就此打住，但服務部的人員要求繼續罷工。服務部又組織工人另外選出十余名“聽話”的工人代表，并進行了第三次罷工……

初期

工人想談判被鼓動罷工

打工族服務部的官方網站顯示，該服務部義務為打工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詢，開辦各種法律講座，開展工人代表培訓，“受到各行各業打工一族的真心歡迎”。

該組織在官網上的“公益業務”一欄中，注有“為中國勞工依法、理性地維護合法權利”。但警方指出，該組織在工人維權事件中，遠遠偏離了理性和法律的底線，聚眾鬧事，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

在打工族服務部官方網站的“利得專題”一欄中，服務部制作了28期簡報，對從2014年12月至今年4月發生的廣州利得鞋廠工人維權事件進行了描述。根據其描述，此次維權經過3次共計11天罷工，5夜守廠，4輪勞資集體談判，跨時長達10個月。

原利得鞋廠兩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代表向記者證實，2014年8月份，工人因為社保和公積金問題，準備與廠方談判維權。此前，通過別人介紹，工人代表認識了曾飛洋。在此之后，服務部先是將工人代表約到服務部商量，后又來到工廠組織工人代表開會。兩名工人表示，他們最初是想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服務部的人卻提出了罷工的建議。曾飛洋等人介入后，對工人代表進行培訓，播放其他工廠罷工的視頻和照片，指導他們如何發動工人參加罷工。

操控

代表不聽話紛紛遭誣陷

兩名工人代表告訴記者，他們并不清楚打工族服務部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只是看到他們愿意免費幫助，就聽信了對方的話，采取了罷工的方式進行維權。在今年4月20日的第三次罷工中，數百名工人封堵了工廠大門，不許運輸車輛出入。

在第二次罷工之后，廠方基本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條件，答應補交社保、補償公積金，并在指定日期完成工齡補償等。但由于需要時間，一時沒有到位。工人代表本來打算就此打住，但服務部的人員找到工人代表，聲稱老板是忽悠工人，要求繼續罷工。“覺得他們越來越不對勁，就不怎么聽他們的了。”兩名工人說。

今年3月至4月間，服務部多次聯系工人代表，要求召集工人開會，商討繼續罷工，但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絕，拒絕也為工人代表們帶來了麻煩。“造謠說我們這些代表被老板收買了，給了幾十萬。”一名工人代表事后說起此事，仍然感到委屈。其他工人在服務部的“蠱惑”下，差點對工人代表拳腳相加。

此后，服務部又組織工人另外選出十余名“聽話”的工人代表，并提出新的要求，并進行了第三次罷工。

局面

訴求未滿足工廠受損失

服務部骨干孟晗、湯歡興等人奉曾飛洋之命，在現場帶領工人們高呼激進口號，不斷煽動工人情緒。數百名工人封堵了工廠大門，不許運輸車輛出入，并且以阻塞樓梯、威脅謾罵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們高呼口號、群情激憤，場面一度異常混亂，幾近失控的邊緣。

這場罷工持續了6天，工廠被迫停產，全體員工無法工作，工廠周邊的群眾也不堪其擾。而且，這也是2014年12月以來利得鞋廠出現的第三次罷工。

直到政府部門介入，事態才逐漸平息。但是，工人的訴求并沒有得到百分之百滿足，工廠也因為停工蒙受了4000多萬元的經濟損失。

內情

有意造亂象之后玩失蹤

今年45歲的湯歡興原是江西人，網名“北國”，服務部曾經的3號人物、曾參與利得鞋廠罷工。

被抓后的湯歡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去年4月份，他在鄭州的一個會議上認識了曾飛洋，對方邀請他加入。當年9月，他來到服務部，主要負責網站編輯等。但在今年5月底，因為覺得價值觀不合，湯歡興離開了服務部。

警方調查顯示，在利得工人罷工事件中，湯歡興協助曾飛洋聯系工人，組織召集工人培訓及開會，并教工人如何用qq、微信等發送信息和圖片。在罷工期間，湯歡興還在qq群里以工人代表的名義發布“罷工”指令，在網上宣傳罷工事件，引起社會關注。4月中旬，正是湯歡興在qq群和微信群里散布消息，稱原來的5名工人代表收了老板的錢。

湯歡興向記者透露，在給工人開會或培訓現場，曾飛洋喜歡喊一些煽動性的狂熱口號，“工人多的時候，喊這種口號很容易讓工人激動，很容易造成嚴重的后果”。在利得鞋廠最后一次罷工時，工人們情緒激動。湯歡興說，看到那么亂的場面，他很擔心，“這樣下去很容易發生大規模沖突，造成群死群傷”。此時工人們想找曾飛洋詢問處理辦法，“但都找不到他，電話也打不通”。

□供述

接受外媒采訪爆料負面信息

湯歡興稱，每次“維權”后，境外媒體都會報道。曾飛洋頻頻接受境外媒體采訪，主動“爆料”各種“負面信息”。境外媒體在報道中，將工人與企業的矛盾升級、夸大，甚至歪曲成工人與政府的矛盾沖突。

湯歡興說，曾飛洋還在組織罷工后，出錢制作“工運之星”的牌匾交給工人，再讓工人在慶功會上送給他，曾飛洋再拍照發到網上，對外宣稱是工人自愿送的。

湯歡興向記者證實，服務部這幾年都在接受境外組織的資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飛洋承認，他接受過香港、歐美等地的相關組織的資助。服務部前出納蔡嬌的舉報材料顯示，曾飛洋至少接受過十余家境外組織機構的資助。

而據警方初步查證，從2008年至今，在曾飛洋眾多賬戶中，僅其中的兩個賬戶，就至少接受了500萬元的資助。

境外組織資助全進個人賬戶

湯歡興告訴記者，境外組織資助的錢都打到曾飛洋的個人賬戶。服務部的財務人員每月把開支賬目掃描發給境外組織，境外組織按月或者按年給錢。

在被抓后，曾飛洋曾向警方承認，境外組織一般先把錢打到曾飛洋在香港的公司賬戶上，再通過地下錢莊等通道，將錢轉到自己的境內賬戶上。

湯歡興說，曾有境外組織派來的人參與服務部的管理。此外，曾飛洋除了要向境外組織報送賬目表，還每月向境外組織發送工作報告。

警方調查證實了湯歡興的說法。在曾飛洋向境外組織發送的一份4月份工作報告中，共包括了事件背景、爭議的焦點、事件進展、行動成果、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等幾個方面，對廣州利得鞋廠的罷工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描寫。

財務狀況混亂出納實名舉報

1966年出生的蔡嬌是江西人。他告訴記者，他是1998年8月認識的曾飛洋。看到曾飛洋打著慈善的名義在做事，他還資助了1000元。從那時起，蔡嬌以志愿者的身份，利用業余時間，在服務部做兼職出納。2005年，蔡嬌出任全職出納。2006年8月，他被辭退。當年，蔡嬌以勞資糾紛和名譽權為由，將曾飛洋告上法庭。最終，曾飛洋補償了幾千元，并道歉。

在做出納期間，蔡嬌發現服務部的財務狀況非常混亂，曾飛洋將自己家用的洗發水等賬單，也拿到服務部報銷。僅在番禺城區，曾飛洋一天能報銷數百元的打車費。

蔡嬌表示，曾飛洋用于勞工維權的錢并不多，絕大部分資金都落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走賬。

蔡嬌說，他不但多次拒絕曾飛洋的無理報銷，還拒絕其手下一些人虛構的報銷，因此遭到曾飛洋的不滿。

在被辭退后，蔡嬌在起訴曾飛洋的同時，也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曾飛洋。

京華時報記者袁國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