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明年減稅降費待真正落地

解讀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以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減稅降費所提甚少。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完全沒有提到減稅降費，2008、2011、2012和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是“結構性減稅”，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研究推進在一些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改革試點”，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對農民創業的金融和財稅支持”。和以往會議相比，本次會議在減稅降費方面有四點突破。

12月2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些新提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新舉措是減稅降費。

本次會議多次提到減稅降費。在“宏觀政策要穩”部分，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在“化解產能過剩”部分，“要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持”；在“降低企業成本”部分，提出“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以及“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

減稅降費多處強調

以往會議對于減稅降費所提甚少。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完全沒有提到減稅降費，2008、2011、2012和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結構性減稅”，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研究推進在一些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改革試點”，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對農民創業的金融和財稅支持”。

和以往會議相比，本次會議在減稅降費方面有四點突破。

首先，本次會議在提到減稅的時候沒有提結構性減稅，這意味著減稅規模更大。會議決定將減稅放在“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之后，就說明減稅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既然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減稅自然也要加大力度。

其次，本次會議為減稅提供了對沖手段，也就是“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既然可以提高財政赤字率，就可以在減稅的同時保持政府支出穩定，避免減稅之后政府收入減少導致政府支出減少，后者會對實體經濟帶來緊縮效應。這從側面印證減稅力度將會比較大，否則就不需要提供對沖手段。

再次，本次會議特別提出“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這對制造業非常有利。以往會議要求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將營業稅轉變為增值稅，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減稅的作用，但受益者主要是服務業。

最后，除了減稅，本次會議還強調降費。一方面，要求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另一方面則是降低社會保險費。社會保險費是根據法律法規征收的，不屬于不合理收費，但我國社會保險費費率較高，主要由企業承擔，是企業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大下降空間。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就提出“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但是近幾年進展不大。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降低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繳費率”，仍然沒有涉及養老、醫療等主要的社會保險費類別。本次會議則秉承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提出全面降低社會保險費，而且很有針對性的提出精簡歸并“五險一金”。

減稅降費有望落地

最近，隨著供給側改革說法的流行，減稅得到了更多關注。很多人認為，減稅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美國里根總統時流行的供給經濟學正是將減稅作為最重要的主張。

但在筆者看來，減稅既影響供給面，也影響需求面，不能只將減稅看作供給面改革。過去兩年筆者所在的北大國發院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多次建議減稅降費，而當時供給側改革說法還未流行。

減稅影響供給面的途徑是提高了投資和工作的積極性。減稅之后，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上升，使得他們有動力增加投資、更多工作，從而經濟總量增加。即便稅率更低，但經濟總量增加可能導致稅收總量不減反增，這就是拉弗曲線揭示的最優稅率的奧秘。

減稅影響需求面的途徑是所減掉的稅款流向企業和居民，他們可以用這筆資金增加投資和消費。在中國，即便不考慮最優稅率效應，也應該減稅，原因是政府收入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居高不下，這限制了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降低了居民消費潛力。財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從2002年的15.7%攀升到2014年的22%。如果把其它收入納入進來，廣義財政收入所占GDP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加驚人。

早在2011年底，筆者就在“整體性減稅的必要性”一文中建議實行整體性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理由就是，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過程中，我們主要采用的是相對增加財政支出。這能直接增加總需求，可以很好的發揮抵御外來沖擊的作用，但是缺點在于政府可能缺乏足夠的信息，容易出現財政支出效率的降低。這一點在財政支出包括很多長期投資項目時十分明顯。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容易出現無效投資、過度投資等問題。相比之下，通過減稅，資金返回到千千萬萬的居民與企業手中，由他們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投資和消費，能夠保證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

如今，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空前強調減稅降費，希望整體性減稅能夠得到實施。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