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霧霾：與過去決裂式的綠色重建特約

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兩會”前夕，對于廣大公眾持續關注的我國中北部地區霧霾問題，我們面對著一組讓人喜憂參半的“數據”：可喜的是，北京市2016年1~2月的空氣質量指標達到了有測量記錄以來的最高值，藍天白云天氣的數量較去年有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春節期間）；可憂的是，我們終究未能迎來萬眾期待的“兩會藍”——3月2、3日的京城空氣質量再次達到重度或嚴重污染的級別，就像曾經擁有過的“奧運藍”、“閱兵藍”和“APEC藍”一樣。

對上述事實的任何過度解讀，都可能是偏頗的或有害無益的。北京市環保局對上述成績單的解釋并沒有貪功：污染物擴散條件持續有利和清潔空氣行動計劃的連續實施，是主要的原因。換言之，北京市去冬今春大氣質量的較好表現既不是全靠風吹，但也不能完全歸結為節能減排所取得的政績。同樣，三月初的天公不作美也不全是一件壞事，尤其是在萬眾矚目的兩會前夕和期間。至少，它可以更多明確地告訴中國的政治精英，根治霧霾將是對我們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的持久性考驗。

其實，自2012年以來，當代中國政治以及廣大公眾對于以霧霾為標志的大氣質量問題的治理迫切性與艱巨性已經達成共識：那就是，我們只能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進程中逐步通過強化與轉向綠色發展的方式或路徑加以有效解決，或者說，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革進程中加以有效解決。這既不是說，我們目前面臨著的生態環境質量惡化和未來挑戰還不夠形勢嚴峻——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已經做出了明確的政治判斷，也不是說，我們應對與治理現存的和將會進一步加劇的生態環境難題不需要做出深刻的制度重建式性或革命性變革，而是說， 我國寬闊的自然地理空間和龐大的經濟體量已經使得我們很難或不必須進行“與過去（外界）決裂”式的綠色重建。相應地，我國的“環境國家”建設或環境治理體系與能力建設就變得尤為重要。甚至可以說，正是在逐步解決上述難題的過程中，我們才可以真正建立起與完善我國的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我們應該積極評價過去一年中政府各部門在霧霾治理方面的努力，尤其應為環保部的“霧霾新政”“點贊”：緊緊抓住新《環保法》貫徹實施第一年這一契機，明確要求各地政府切實履行包括霧霾治理在內的環境質量管理主體責任，契合了環境依法治國這一國家政治主題；通過約談地方政府（包括省級人民政府）、強化區域督察中心監管職能、加強部際和部省之間溝通協調等行政執法手段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環保部門近年來“行政無力”的負面形象；通過懲治系統內部腐敗、嚴肅處理“紅頂中介”現象、強化系統內科研政研與傳媒管理等舉措，大大改善了環保部門自身的環境政治與政策水平。所有這一切當然不能僅僅歸結為環保部自身或相對強勢的新部長一人之力，恰恰相反，“時勢造英雄”，包括根治霧霾在內的環境治理與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黨和政府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優先政治與政策領域。換言之，和新增的藍天白云一樣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包括環保部門在內的國家環境治理意愿和能力的更明確宣示。 就此而言，我們當然應當相信大自然之風的威武（相比少數技術專家提出的橫跨數百米寬的京城“風廊”或“風道”建議），但更應寄希望于國家綜合整體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累積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