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呼喚新鄉賢——代表委員暢談新鄉賢文化

【兩會聚焦】

“春節期間，我給家里的保姆放假。假期還沒過完，她就回來了。一問，是因為丈夫賭博，吵嘴后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提起近些年鄉土文化受到的侵蝕，一位研究員代表感受深刻。

隨著時代發展，鄉村社會受到沖擊，問題層層累累，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呼吁農村亟待“舊貌變新顏”。

怎么變？

今年兩會提交審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送來了春風。在草案三十六章《推動城鄉協調發展》的第二節《加快建設美麗宜居鄉村》里，有這樣的表述：“培育文明鄉風、優良家風、新鄉賢文化。”

何謂新鄉賢文化？“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解釋材料”中這樣解釋：“鄉賢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特點。借助傳統的‘鄉賢文化’形式，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以鄉情為紐帶，以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示范引領，推進新鄉賢文化建設，有利于延續農耕文明、培育新型農民、涵育文明鄉風、促進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培育新鄉賢文化，“最關鍵還在人，還在新鄉賢的引領作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錢念孫代表如是說。

新鄉賢正在涌現

10年前，河南新鄉輝縣市張村鄉裴寨社區黨總支書記裴春亮代表，便有大煩惱。那時候的裴寨村，村委就一個喇叭、一間房子、一條椅子，村民住的是土坯房，吃水要到百里外，更揪心的是，宗族紛爭，麻煩就像“一筐跳蚤亂蹦”，村主任的位置因此空了兩屆。

何以至此？

一個原因便是，鄉賢群體的缺失。

回顧歷史，歷代鄉賢代替或配合官府處理大量社會“公共管理”事務，架橋修路、挖渠筑壩、搶險救災、尊師重教、純化風俗、定紛止爭、穩定秩序等。然而，由于各種原因，鄉賢文化自明清以來，開始由盛轉衰，近于凋敝；鄉賢群體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錢念孫代表說：“風箏斷線了，農村知識精英都流向了城市，成了城市人。長此以往，農村成了空殼，魂就丟了。”

一個沒有“魂”的鄉村，是絕無半點吸引力的，怪不得，保姆要早早回城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

“魂”丟了，還是有許多人不被潮流裹挾，嘗試著要找回來——這里頭，有退休干部、學者，有大學畢業生，有成功商人，他們在廣袤的田野上，伸出手，試圖對接歷史與未來。

2005年，裴春亮代表決定離開縣城，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接過村主任這個位置。他的抱負堅決而明晰：讓百姓富，使風俗淳。十年勞心勞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別墅，風景美如畫，人人謙恭有禮。

無錫市錫山區山聯村黨總支副書記朱虹代表也做到了。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學生，村支書的一個電話，就讓她放下城里的工作，從此一頭扎進農村。在那里，“一天當兩天用，雨天當晴天用，夜晚當白天用”，短短幾年，偏僻貧困的山聯村一躍成了“江蘇最美村莊”，百姓富而有禮，生活有滋有味。

談到鄉賢，廣東省僑聯主席王榮寶委員最先想到的是歸國華僑。“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座橋梁，第一所幼兒園，第一家養老院，第一座圖書館，哪一個不是僑胞們捐建的？”

對于王榮寶委員這番話，金輝集團董事長林定強委員深有同感，他告訴記者，在福建，改革開放后回國投資的第一批人也是華僑，“對家鄉對民族對國家，他們都有情結在”。

今年75歲的江蘇省鎮江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趙亞夫代表是個農業科學家。2001年退休后，想著自己還能發揮余熱，于是他決定扎到農村去。“既然要去，就選了最窮的村子句容戴莊村，當時村民的人均收入才2800多元。”帶著技術，帶著一顆心，趙亞夫代表一扎就是15年。現在戴莊村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人均收入躍升為兩萬元，村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然而，僅扶危濟困、帶頭致富就夠了嗎？顯然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