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施行近一月 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禁錮？

構建完整制度體系

除了人身安全保護令之外，反家庭暴力法還作出了告誡制度、強制報告制度等方面的規定，構建了一個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完整制度體系。

在去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社會法室主任郭林茂指出，告誡制度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亮點之一。

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家庭暴力情節較輕，依法不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由公安機關對加害人給予批評教育或者出具告誡書。告誡書應當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實陳述、禁止加害人實施家庭暴力等內容。

同時，對于告誡書的實施效果，法律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予以落實。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公安派出所應當對收到告誡書的加害人、受害人進行查訪，監督加害人不再實施家庭暴力。

“現實中孩子受到家暴被送往醫院搶救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現在好了，以后再發生類似的事情，醫院是有報案義務的。”長期關注家庭暴力的李明舜對一些相似的案件印象特別深。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條規定，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應當對報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家庭暴力發生地點通常都比較隱蔽，由于遭受暴力的一方與施暴者的關系也比較特殊，通常很難被發現，強制報告制度規定的這些機構，無論是學校還是社區，都是能夠長時間接觸到受害人的主體，很容易發現。雖然相比其他機構，醫療機構可能只有一次性的接觸，但其具備的專業能力確保這類事件能夠及時被發現。”李明舜認為，反家庭暴力法把這種責任交給這些機構是應當的。

在李明舜看來，設定強制報告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因為這些遭受暴力的人是弱勢中的弱勢，自我保護的能力比較差，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更多的保護。

李明舜所說的“更多的保護”，并不僅限于告誡書、強制報告制度這樣的單項規定，而是指整個制度體系。

“反家庭暴力法針對家庭暴力的特點，構建了一個由公安告誡制度、撤銷監護制度、強制報告制度、臨時庇護救助制度、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等構成的完整制度體系，更好地實現了對于家庭暴力的預防。”李明舜說。

公權力介入比較克制

傅瑩在發布會上同時提到，反家庭暴力法的關注焦點之一就是公權力的介入。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中國人家庭觀念比較強，家對于外部社會來說是相對密封的一個環境，只有在家庭不能夠自治的情況下，公權力才被動介入，并且完全是在尊重受害人真實意思的基礎上才會去介入。”韓玉告訴記者，從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也可以看出，公權力的介入比較克制。

在反家庭暴力法起草的過程中，公權力的介入就是焦點。

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蘇澤林參與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起草。蘇澤林介紹，當時對于公權力的介入有兩個焦點問題：該不該介入？介入尺度可以有多大？

蘇澤林認為，公權力介入要與解決家庭矛盾統一起來。公權力介入過多并非好事，有可能一介入這個家庭就破裂了。畢竟在中國有“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因此大家對尺度的把握有一些爭議。

數據顯示，家庭暴力受害人選擇報警的比例并不高。

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大約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然而，選擇報警的比例卻很低。全國婦聯的統計數據披露，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選擇報警。

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經過對涉家庭暴力案件進行調研發現，存在著申請人人身安全保護比率低、申請法律援助比率低的現象。在71件家暴案件中，只有1件案件的申請人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兩件案件的當事人申請并獲得了司法援助。

“家庭暴力是人性之惡，善意和良知才是防止家庭暴力的根本辦法。因此，對于家庭暴力的制止，還是要以道德教育為主，采用普遍預防和重點預防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教育。”李明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婚姻家庭畢竟是個私人領域，也就要求公權力介入要適度。

李明舜同時指出，公權力介入要適度，就是要在家庭成員的行為失控、道德失范的情況下，法律必須介入來制止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受到關注，也是在于其暢通了公權力干預家庭暴力的通道，打破了‘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這必然有利于制止家庭暴力。”李明舜說。

相關配套細則亟待完善

在李明舜看來，反家庭暴力法作為我國防止家庭暴力的主體性法律，確定了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則，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制度體系，總的來說，可操作性比較強。

“但是，畢竟這部法律才6章38條，總體篇幅還不是很大，因此，一些具體的操作規程有待進一步完善。”李明舜說。

李明舜認為，當務之急就是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將法律細化，以統一執法尺度。

“警察站在反家庭暴力的第一線，據我觀察，反家庭暴力法中有多項職能和措施授權給公安機關，而至于如何具體地行使這些職權，就需要公安部制定實施意見和部門規章，如告誡制度等都需要進行細化。”李明舜認為，公安部應出臺配套的實施細則，來明確公安機關的執法尺度。

李明舜同時認為，針對反家庭暴力法中一些需要細化的規定，急需最高法院出臺司法解釋來予以明確。

以人身安全保護令為例，涉及到的幾處規定都需要進一步細化。

“例如，在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方式上，雖然法律規定了可以書面申請也可以口頭申請，但是，如果可以將該規定格式化，對于法官和當事人都會更方便。例如，在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保護措施中，前三項的保護措施都比較具體，但第四項‘保護申請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還是過于原則，仍然需要對這些措施進行細化，以便在實踐中統一法官的認識。”李明舜舉例說。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方芳指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執行應當是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的共同職責。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人身安全保護令由人民法院執行，公安機關協助執行。此規定在實踐中可能會造成誤解，公安機關如果怠于行使職責，會造成法院工作的被動，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監督和出警制止職責，超出了法院的工作權限，不利于保護受害人的權益。

“最高法院與公安部進行協商，就保護令的執行問題聯合發文，明確公安機關監督、出警和處罰職責。或者，最高法院在牽頭制定有關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指導性意見過程中，征求公安部意見，對公安機關與人民法院的執行職責在指導意見中予以明確。”方芳同時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

“只要公安部和最高法院能夠對其中的規定進行細化，很多家庭暴力中存在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李明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