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公共外交與中國的規范供給

【光明論 全球治理青年學人】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尹繼武

向國外公眾闡釋一個“真實的”中國，減少偏見，樹立中國的正面形象，成為一段時期以來國內對公共外交內涵的主流理解。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讓世界了解一個客觀和真實的中國，這種基于“紀錄片”式的公共外交，是建立于一個潛在的預設，即由于信息不對稱、溝通不暢，導致各種誤解、偏見的產生。但是，“紀錄片”式的客觀展示，只能盡最大可能讓對方了解到真實的中國，但能否喜歡中國，仍是不確定的。

究其原因，在于中國向國際社會的公共外交，必須聚焦于向他者展示自身的規范、價值和理念。規范是對于什么樣的行為是正當的原則規定，基于此，公共外交應該圍繞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們所認為的“好的世界”和“好的社會”的價值理念。而這些好的規范和價值，無論是通過何種公共外交傳播形式，都是對于中國自身內在傳統和現實經驗的“藝術包裝”。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規范和價值才是中國公共外交所應該承載和表達的呢？如何確保公共外交的效果呢？

其一，基于人性的規范。不同社會、不同政治體制下，人性是否可以相通，人性是否具有本質差異的看法，成為人際和社會溝通的基本哲學前提。偉大的藝術品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成為經典，其原因在于它能夠捕捉到人性中最為深刻的東西。如此說來，公共外交所傳達的規范應該是基于人性的規范，由此不同社會的公眾才能引起情感共鳴，才能理解、接受和認可。這是確保中國的規范供給成效的最為基礎的保障。心理學特別是神經科學的諸多發現，證明了人性的無本質差異一面，所以過于強調差異，這不利于公共外交的國外公眾接受度。特別是，通過遠距離的媒介方式塑造公眾良好印象，更應注重基本的人性規范；面對面交流的公眾外交，才有可能理解不同的人性差異及其表現。

其二，注重操作性規范的表達。如果我們把規范區分為價值觀規范和操作性規范兩種類型，中國向國際社會的規范倡議特性，就是重點強調價值觀規范，而具體的操作性規范則較為含糊。比如，和平共處的國際相處原則，是一種宏觀的價值層面的規范，但對于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如何處理沖突等，缺乏相應的第二層次操作性的規范，而更多強調和平、談判和非武力等的重要性。對于和平發展規范理念的強調，也是停留于價值觀的宣誓層面。但是在等級制的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中，如何實現和平發展，處理沖突等，并沒有非常細節的行為原則相配套。國內學術界精英，比如閻學通教授提出道義現實主義，認為中國的“仁”、“義”和“禮”規范，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更為有利于國際社會的治理。但是，這些規范理念都是價值觀層次的探討，尚未有較為細致的行為準則與之匹配。鑒于此，公共外交應該更多向國際社會展示偏向于操作性的規范。

此外，相較于中國更為強調在人際和國際的基本相處原則，比如和平共處、新型大國關系等，中國在具體的全球治理、非傳統安全等問題領域，尚沒有系統的規范倡議和創新。比如，關于人道主義規范、醫療等與普通個體福祉更為息息相關的具體功能性規范，中國的倡議和創新并不多見。少有的例外，包括對于人權規范的自我再闡釋，提出“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發展規范等。為了讓中國的公共外交實踐讓他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公共外交實踐所內涵的規范理念應該更多聚焦于普通個體和國家的基本福利相關的功能性事務治理的規范理念的表達。

其三，防止公共外交實踐中規范表達的沖突。盡管規范的表達在公共外交實踐中應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規范的表達及其效果仍存在諸多問題，最為突出的是規范的沖突問題。表現之一就是價值觀或原則性規范與操作性規范的錯位。原則性規范更多是對于具體價值的宣誓和表達，這是宏觀的價值定位，在具體的問題處理和實踐行為中，將這些價值在行為準則中體現出來可能存在偏差。在一些情境下，操作性規范及其貫徹可能會違背基本的價值觀。表現之二是國內和國際規范的一致問題。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存在差異，所以中國向國際社會表達自己的規范理念時，也有可能向外展示的規范，與國內自身倡導的規范是不一致的。表現之三，向外表達的規范都是較好價值和行為原則，但中國外交中的具體行為，以及中國國內的矛盾解決和沖突處理中的行為是不同的。

中國的公共外交目標，在于塑造形象，改善認知，樹立情感，影響政策。要完成這一任務，通過諸多渠道和技術的公共外交實踐，必須聚焦于向國際社會表達中國自身的規范理念和價值。 規范供給確保公共外交的成效，人性原則是基礎，操作性規范是方向，功能性規范是重點，最后還需做到規范的內外一致。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4月10日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公共外交北京論壇2016”發言的基礎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