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權發布：2015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及2015年美國侵犯人權事記

二、政治權利無法得到應有保障

2015年，美國金錢政治和家族政治變本加厲，選民的真實意愿難以有效表達，政治生活中存在事實上的信仰歧視，公民知情權受到進一步壓制。對此，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發出“美國已經不再是民主國家了”的感慨。(注15)

金錢政治暴露民主虛偽性。美國法律對個人向總統候選人捐款數額作了限制，但對個人和企業向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沒有限制。《今日美國》2015年4月10日報道，至少有11個總統候選人聯盟成立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借以籌集無限額捐款支持競選。(注16)總統候選人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僅用半年時間，就籌集到3.8億美元，其中60多筆10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占三分之一，一半捐款來自出資1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人，67位出資最多的捐款人捐款總額是50.8萬名最小額捐助者的3倍還多。(注17)據美國財經博客網披露，2007至2012年，在政治方面最為活躍的200家企業共耗費58億美元用于聯邦游說和競選捐款，而它們則從聯邦政府項目和支持中獲得4.4萬億美元的回報，占美國個人納稅者向聯邦政府所繳稅款的三分之二。這意味著，企業為影響美國政治的花費可以獲取760倍的回報。(注18)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就此指出，無限額的政治賄賂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美國的政治體系已被顛覆為向主要政治捐助者提供回報的工具”。(注19)美國總統2016年國情咨文也承認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很大，稱“少數家族和幕后利益集團利用資金影響選舉”。

家族政治左右美國選舉。在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中，有多名參選人家族政治背景明顯。《紐約時報》通過大數據分析得出結論，“父輩優勢”在政治領域明顯。美國總統的兒子成為總統的幾率比同齡人高140萬倍，州長的兒子成為州長的概率比普通美國人高6000倍，參議員子承父業的機會比普通美國男性高出8500倍。(注20)據《華盛頓郵報》2015年1月16日報道，自從共和黨建立以來，其8.7%的國會議員與前國會議員是近親。該報道還指出，美國總統競選充滿貴族繼承制的氣息：有可能入圍候選人名單的是州長和總統候選人的兒子，國會議員和總統候選人的兒子，總統的妻子和總統的兄弟，總統的兒子和參議員的孫子。(注21)

信仰歧視使政治生活失去公平。在美國，不信仰上帝可能成為公職競選中的最大限制。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想贏得競選是非常困難的，而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想贏得競選則更加困難。據《華盛頓郵報》網站2015年9月22日報道，皮尤中心2014年5月的一次調查顯示，無神論被視為潛在總統候選人不合格的最重要因素，超過一半的人表示他們不太可能將選票投給一個不信仰上帝的人。同年7月的另一次調查顯示，在所有與宗教相關的群體中，無神論者和穆斯林被美國人予以最負面的評價。(注22)

公民選舉權受到進一步限制。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網站2015年8月4日披露，2010年以來，已經有21個州通過了新的法律來限制投票權的行使，一些州縮短了提前投票時間，其他的州則限制了證明合法選民身份的有效文件的數量。有14個州將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首次實施限制投票權行使的新措施。公民選舉權成為兩黨惡性競爭的犧牲品，有民主黨參選人指責共和黨參選人“系統和故意地”阻止數以萬計的美國人投票，以達到其競選獲勝的目的。(注23)《今日美國》網站2015年3月20日報道，美國2014年中期選舉的投票率為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低。全國的平均投票率為37%，最低為印第安納州，只有28.8%。(注24)

選民真實意愿難以得到有效表達。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2015年12月13日分析，兩黨制迫使美國選民兩極分化，大多數選民并非真正支持所選擇的政黨，而是出于對另一政黨的擔心和恐懼作出無奈選擇。(注25)美國總統在2016年國情咨文中承認，現有劃分國會選區做法的結果是“政客選擇選民，而不是選民選擇政客”，“黨派間的積怨和猜疑未見減弱，反而變得更深”。

公民知情權遭受政府打壓。據美聯社2015年3月13日報道，美國政府正在削弱有關保障公民獲得信息權利的法律，公民獲取政府信息的系統遭受嚴重破壞，公民借助公共檔案向政府官員問責愈加困難。(注26)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15年2月13日報道，記者和新聞監管機構一直抨擊本屆美國政府為最不透明的政府之一。因對弗格森案的抗議，至少有15名新聞記者被捕。(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