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美國媒體會“遺漏”重要新聞？

五、美國媒體配合政府軍事行動“遺漏”某些事實

在阿富汗戰爭第一年，美國在阿富汗投了至少18000枚炸彈，但是美國媒體在阿富汗戰爭中基本上沒有報道平民的消息。這種做法是美國國防部的一種宣傳政策。當年《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說：“阿富汗老百姓在經歷了許多的內戰和暴力后，對于平民的死亡不會過于悲痛。”美國軍方發言人說：“由于美軍沒有地面人員，所以無法核實平民傷亡。”他們為什么不報道平民傷亡呢？真的無法核實嗎？其實每一次轟炸，美國都有情報人員向中央情報局報告。1999年，在發動襲擊南聯盟的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不斷地對新聞界說，有成千上萬的阿爾巴尼亞人被塞爾維亞軍隊傷害。雖然美國在科索沃沒有地面部隊，但他們在做出這種傷亡估計的時候毫不猶豫。當然，對于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傷亡人數的夸張報道可以理解，因為它是為美國在北約發動軍事進攻、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采取的宣傳策略。《時代周刊》的記者湯姆森（Thomson）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批評美國政府封鎖新聞的話：“安德遜會計公司在安然公司丑聞中做審計工作，而我們記者成了這場戰爭的審計員。”

在當前的敘利亞內戰中，報道中央情報局武裝支持的敘利亞“溫和派反政府武裝”時，如何“遺漏”這些反叛武裝跟基地組織的分支機構努斯拉陣線和敘利亞自由軍有著密切聯系的這個敏感事實，這是令美國媒體深感頭痛的事。奧巴馬長期以來堅持說，美國支持的反叛武裝獨立于努斯拉陣線。而事實是，由于美國不喜歡俄羅斯和伊朗支持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美國政府就依賴這些反叛武裝跟努斯拉陣線發動聯合攻勢向敘利亞政府施加壓力。美國早在2013年把努斯拉陣線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但是美國幾乎沒有對努斯拉陣線發動過任何空襲，反而對俄羅斯空襲努斯拉和美國支持的反叛武裝表示抗議，要求俄羅斯停止空襲。美國媒體一直不敢跨越白宮的紅線，報道這些反叛組織與努斯拉陣線的組織關系。卡塔爾王室家族出資辦的《新阿拉伯日報》去年5月揭露了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反叛武裝在敘利亞西北部的阿勒頗省戰場上在努斯拉和敘利亞自由軍指揮下，加入了“征服阿勒頗聯盟”，與這些恐怖組織聯手跟敘利亞政府軍作戰。“征服阿勒頗聯盟”盟主早先是努斯拉陣線，后來改為敘利亞自由軍。《新阿拉伯日報》說，努斯拉放棄“征服阿勒頗陣線”的領導權，是為美國向“溫和派反叛武裝”出售陶式導彈鋪路，因為美國政府不能支持一個跟恐怖主義組織有直接聯系的武裝組織。另外，努斯拉陣線允許“溫和派反派武裝”從美國獲得武器，還因為努斯拉陣線和自由軍可以某種程度上分享這些武器。回顧美國三大報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有關俄羅斯空襲美國支持的叛軍目標的新聞報道，所有的報道都“遺漏”了這些“溫和派武裝”跟努斯拉陣線的從屬關系。只有《華盛頓郵報》記者斯萊在去年10月的報道中說，俄羅斯空襲的幾個城鎮是“征服阿勒頗”聯盟的據點，這個聯盟是努斯拉陣線、伊斯蘭極端組織和溫和組織的大雜燴。但事實上，“征服阿勒頗”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聯盟，而是一個軍事指揮機構。

六、提高媒體素養，識別新聞“遺漏”

如果新聞被少數精英媒體和大公司控制，新聞傳播將會出現嚴重的新聞“遺漏”。人們在媒體上，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媒體會由民主變成反民主。在大公司控制媒體的時代，媒體為了維護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利益，甚至會不惜埋葬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作為公共事業的組成部分，新聞事業應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言論出版自由，保證人民獲得均等化的知情權和意見表達服務。但是，資本控制的媒介市場存在著嚴重的話語權不平衡。就像喬治·奧威爾在他未出版的《畜牧場》一書的序言中所說，自由國度中的審查制度毫無疑問比專制政體還要復雜和徹底，因為“不受歡迎的觀點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時宜的事實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西方法律界一直在就媒體的公共事業性質展開爭論。早在70年前，一起針對美聯社的訴訟援引反壟斷法對付媒體，提出規范那些在向公眾傳播信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當時美國司法部指控，美聯社的章程允許旗下報紙拒絕當地競爭對手加入其巨大的新聞網絡，從而遏制對手。初審法院同意這個指控，指出，新聞并非普通產品，新聞是一種更“要緊”的產品，“包覆著一層公共利益”。但是，資本控制的媒體和網絡會奮起反對任何形式的法律制約。根據規制新聞媒介市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民主的領域里，被大型私有公司控制的傳媒體系的出現，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理念中自由報業的主張。

一個社會由富裕的私營主控制新聞和媒介的危害，特別是新聞這個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氣，如果受到那些從現存的不平等和對現狀的維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就更是危險。比如，若地產大亨入股某個網絡與媒體企業，這家網絡或媒體就將在追逐利潤的途中，反對任何抑制房價的政策。最令人擔憂的是，跨行業的媒體投資與經營，將會導致媒體反對任何會損害他們趨于固化的跨行業集團利益的改革新政，并把所有為公眾服務的價值觀和機制當成自己的敵人。

在今天資本操控的全球網絡媒體環境中，制約媒體濫用權力的難度體現在：一是媒體增長的權力，特別是話語權和議程設置權，足以進行政治與社會動員，反擊任何制約政策與措施；二是記者對商業壓力的責任大于對社會的責任；三是媒體和網絡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意見領袖群，記者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無法獨立報道，他們要追蹤資本集團的代言人和意見領袖，從中尋找新聞線索和集團內部接受和歡迎的報道框架和視點，媒體更多地引用政治、經濟上的同盟者的信源；四是為了追求利潤和效率，資本化的媒體鼓勵新聞報道的聯動——信息來源和框架全盤同質化，從而使議程和熱點越來越趨同。

我們還可以從媒體的房地產廣告和有關地產的新聞報道態度中，發現地產商是如何控制媒體的。我們還可以從網絡的醫藥廣告和有關醫藥的新聞報道態度中，發現醫藥公司如何操控網絡媒體的。通過發現媒體背后的經濟來源，了解其所屬利益集團，可以深化對資本集團控制媒體理論的理解。

（作者：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