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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扶貧開發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所面對的多數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抓工作。要堅持時間服從質量，科學確定脫貧時間，不搞層層加碼。要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時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的大戰略，是加強區域合作、優化產業布局、拓展對內對外開放新空間的大布局，是實現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 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必須認清形勢、聚焦精準、深化幫扶、確保實效，切實提高工作水平，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如何落實習總書記講話精神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以下刊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伍振軍的獨家解讀文章，以饗讀者。
圖為7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博士 副研究員 伍振軍 習近平總書記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新時期東西部扶貧協作的新戰略，為今后一段時期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做出了新部署。貫徹落實習總書記講話精神，需要解放思想、創新機制，從力度、廣度、深度等三個維度拓展東西部扶貧協作新思路。 當前我國農村貧困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東部地區貧困程度較輕、西部地區貧困程度很深。據統計，2015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為5575萬人，貧困發生率為5.7%。東部地區貧困程度較輕，按照現有脫貧標準，東部地區的浙江、江蘇等省份就已經全面脫貧。而西部貧困程度較深，2015年寧夏貧困發生率為14.5%、青海省13.2%、貴州省14.3%、甘肅省15%、云南省12.7%、新疆15.8%、西藏則高達33%。新形勢下，發揮我國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持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幫扶，進一步推動東西部區域協調、協同、共同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第一，彰顯我國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應進一步加大東西部扶貧協作力度。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均衡。據核算，201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7.2萬元，西部地區只有3.7萬元，約為東部的二分之一。北京、天津、上海人均GDP都超過10萬元，廣東、江蘇、浙江都超過7萬元，而云南、貴州人均GDP不到3萬元。 同時，東部地區財力更加雄厚。2015年東部地區人均財政收入接近9000元，西部地區只有4600元左右，也只有東部的二分之一左右。北京、上海市人均財政收入超過2萬元，天津市為接近2萬元，江蘇省超過1萬元。而西部地區的甘肅省不到3000元，云南省還不到4000元。習總書記指出“東部地區要增強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下更大氣力幫助西部地區打贏脫貧攻堅戰”。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東部地區有責任、有義務根據財力增長情況，加大對口幫扶財政投入力度。
這是7月18日下午，習近平在固原市涇源縣大灣鄉楊嶺村考察脫貧攻堅工作 第二，創新思路，拓展東西部扶貧協作廣度。目前東西扶貧協作雙方除了在省級層面、也在縣級層面開展結對幫護。實際上，東西部農村地區發展極不均衡，鎮級、村級結對幫扶也能夠釋放巨大潛力。全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超過4000億元，村均70萬元左右。東部地區農村收入較高，2014年北京村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185.9億元，村均468.62萬元[ 按照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行政村數量計算。]，上海市村均672萬元，廣東省村均328.33萬元，江蘇省村均204.11萬元，等等，都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貧困程度較深的地區村級收入很低，甘肅省村均只有14.98萬元，青海省只有8.73萬元，貴州只有1.75萬元，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據統計，全國近60萬個村中，無經營收益的村超過30萬個，一半以上的村無經營收益，且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區。 村級收入差距懸殊，東西部地區農村擴大再生產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差距很大。從近兩年數據看，東部地區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每年自籌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平均投入約為20萬元，西部只有6萬元左右，不到東部地區的三分之一。習總書記指出“可以探索鄉鎮、行政村之間結對幫扶”,為拓展東西部幫扶廣度指明了方向。可以預計，未來東部地區鄉鎮、行政村，甚至村民小組一級也將參與到結對幫扶中去，為西部地區打贏脫貧攻堅戰作貢獻。
這是7月18日上午，習近平在固原市西吉縣將臺堡同村民們交談。 第三，聚焦重點，推進東西部扶貧深度協作。一方面是優化東西部產業布局。總體看我國東部地區工業化進程較快、產業結構比較合理，西部地區工業化進程較慢、產業結構有待優化。根據2015年數據，東部地區整體第一產業產值占比較低，約為6.2%，第三產業占比很高，約占一半，高于第二產業，經濟結構比較合理。北京市、上海市第一產業占比不到1%，廣東、浙江、江蘇都在5%左右。西部地區第一產業產值占比較高，為11.9%。新疆、甘肅、云南、貴州都在15%左右，經濟結構有待優化。實際上，東部地區整體處于后工業化階段，西部地區還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優化東西部產業布局，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還有很大的空間。 另一方面，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潛力很大。近兩年，東部地區第一產業就業比例為25%左右，相對較低。部分地區比例更低，上海市在3%左右，北京市不到5%，天津不到8%，江蘇、浙江不到20%。而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很高，在45%左右。部分地區更高，貴州省、甘肅省在60%左右，云南、新疆接近50%。“一人就業、一戶脫貧”，外出務工收入是廣大農村貧困人口收入主要來源，是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習總書記指出“要著眼于增加就業，建立和完善勞務輸出對接機制，提高勞務輸出脫貧的組織化程度”。應千方百計為農村貧困家庭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尤其要加強勞務協作，促進農村貧困家庭勞動力外出就業，帶動農村貧困人口早日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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