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遺址發現后帶來更大謎團

三星伴月

斗轉星移，中國換了人間。

20世紀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國萬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在四川，連接成都和重慶的重點工程成渝鐵路開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們多次在沿線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館在鐵路沿線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剛剛上任西南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馮漢驥，把月亮灣一帶的古代遺址劃進了重點關注的區域。

馮漢驥是中國最早培養的考古和人類學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考古學家李濟邀請下回國，參與了殷墟等多個重點文物遺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遺址的挖掘歷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馮漢驥派學生王家佑到廣漢展開廣泛的田野調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灣“廣漢遺址”不遠處的三星堆——當時，三星堆是當地頗有名氣的一處景觀。

三星堆是三座長約數十米至百米、高約5米至8米，連結成一線的土堆。關于三星堆這個名字的由來，在當地還有一個神話故事。傳說玉皇大帝從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廣漢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猶如一條直線上分布的三顆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馬河對岸，有一高出周圍的弧形臺地，富于奇想的人們將這片臺地起名為月亮灣。三星堆與月亮灣隔河相望，形成了廣漢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誠的家就在月亮灣。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許多天，關系相處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勵下，燕道誠一家將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釧、石璧等文物貢獻出來。在田野調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誠家所在的牧馬河一帶，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片標本，他推測月亮灣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國的文化遺址。

“這是第一次將月亮灣和三星堆兩個小區域作為一個大的文化體系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段渝說。

1963年，針對月亮灣地區的一場更大規模的考古由馮漢驥再一次啟動。

事實上，馮漢驥對月亮灣遺址寄予的期望，遠超過工程施工前的“搶救性發掘”。他想在這里找到的結果，可能會動搖當時中國主流歷史學界的習慣思維。

段渝介紹，黃河流域一直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國人稱黃河為“母親河”，正是源于此。當時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文明一元起源論，即黃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國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傳播，或其分支。

馮漢驥知道月亮灣遺址與古蜀國的淵源，如果能夠證明月亮灣遺址是早期中國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給中華文明的起源增加長江流域這條線。這就是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和多元一體發展格局理論。

四川大學考古系教授馬繼賢參與1963年月亮灣遺址發掘時還是個實習生。他回憶說，當時選擇的發掘點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為估計這里堆積可能比較豐富，同時，他們還對月亮灣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墻，測繪地形圖時把范圍擴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內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區——包括了三星堆。

“雖然當時條件所限，發掘面積十分有限，但它畢竟是自上世紀30年代玉器發現以后，在月亮灣進行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發掘。當時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遺跡和遺物，發掘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馬繼賢說。

這次田野考古結束時，馮漢驥站在月亮灣高高的臺地上，遙指著對岸的三星堆，對馬繼賢他們說出了一句極為精確的預言：“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只要再將工作做下去，這個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現于我們的面前。”

許多年后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證明，馮漢驥的預測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他本人并沒能看到古蜀國大門完全打開的那一刻。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陷入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亂之中，馮漢驥寄予厚望的月亮灣遺址發掘工作完全停滯。

1979年，《四川大學學報》上登載了一篇名為《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的論文，對月亮灣遺址的性質、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遺址的關系等等學界爭論最多的問題一一做出了論述。論文署名馮漢驥，加著黑框——兩年前，馮漢驥已經撒手人寰。他的學生們遵其遺愿，整理遺作，完成了這篇論文。

其中，馮漢驥提出兩個重要的觀點：一，廣漢遺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測，古代蜀國的統治者早在西周時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禮器，再一次說明四川地區和中原悠久而緊密的歷史聯系。

馮漢驥生前對廣漢遺址的數次發掘，雖未能證明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卻為厘清黃河、長江兩個流域文明的關系，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實，距離馮漢驥1963年的挖掘點僅僅600米外，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卻遺憾地和這個重大發現擦身而過。

磚廠取土堆

1979年馮漢驥的遺作發表時，距離月亮灣遺址被燕道誠父子挖掘已經整整半個世紀。除了有限的幾次考古發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誠父子一樣的當地農民在勞動中無意間零星挖出，被當成“意外之財”。當地人鮮有文物價值的概念，更不會把他們祖輩生活、勞作的這片土地看成文明遺址。

今年已88歲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對此深有體會。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廣漢縣文化館工作，卻對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參加為期一年的長江流域考古培訓，這位廣漢的基層文物干部才知道身邊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訓的講師中有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嚴文明聽說敖天照來自廣漢，當時就點著他說：“你從廣漢來，你要注意哦，你們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記得當時嚴文明說這句話時認真的語氣。

1975年，培訓歸來的敖天照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里。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磚廠。被考古工作者視為重要遺跡的三星堆，卻被磚廠當成了三個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斷地取土燒磚呢。

現在劃定的三星堆遺址區，跨越廣漢兩個鎮的七個村子。敖天照說：“三星堆屬于中興公社范圍。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辦了個集體磚廠。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邊。我一看，陶片年代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較軟，器形也比較原始，說明時間很古老。”

當年年底，敖天照寫了一份緊急報告，同時帶著磚廠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會。

“我呼吁發掘三星堆，我說你們趕快派考古隊下來。那時候盼考古隊就像盼救火隊。”敖天照說。

但是，敖天照并沒有立刻盼來三星堆遺址的“救火隊”。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灣老鄉家里，四處收集磚廠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村民偶爾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樣子并不讓人覺得珍貴。1978年，敖天照聽說有人幾年前發現了一坑顏色漂亮的“鵝卵石”，已經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戶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過的磨石”。村民們把“石頭”留在家里“給娃娃耍”，聽說有文物價值，也相當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隊在挖沼氣池時，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著看，給大家宣傳“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在這里活動了，他們還沒有銅器，就用石斧頭砸東西”。村里一位大媽聽到了說，“我家有一個磨過口的石片，還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幾厘米的石斧”。他給大媽拍了照片，獎勵她1塊錢。

敖天照說，他并沒有購買這些文物，都是用很少的錢，作為上交文物的獎勵給了老鄉。他把收集來的上百件文物，暫時存放在廣漢縣房湖公園內一處閑置的空房子里，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