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電信詐騙術：偽基站是個什么鬼 鉆了哪些空子

“偽基站”治理難題怎么破？

對“偽基站”治理的技術難題，有“笨辦法”，也有“新辦法”

當“偽基站”可以被放置在行駛的機動車、電動車，甚至是行人的背包中，流動性強的特點無疑導致“偽基站”的治理難度增大。

360互聯網安全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從城市分布來看，在2016年3月被攔截的“偽基站”短信中，北京以966萬條排名第一。

360安全專家萬仁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可移動的“偽基站”往往跟隨每日上下班的人群流，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分布，例如在北京地區，國貿附近的“偽基站”數量最多，凌晨后，三里屯地區分布的“偽基站”相對較多。

賽迪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無線電管理研究所專家孔雨飛曾撰文稱，經測試，如果“偽基站”在監測點附近，10分鐘就能夠監測到其信號，但如果“偽基站”流動起來，就很難發現。

國家無線電監測中心副總工程師兼無線電監測處處長牛剛則表示，“‘偽基站’非法占用無線電頻譜資源，在人流密集地發送大量垃圾短信，特別是在車上使用，與監管部門打起游擊戰”，而且“偽基站”的隱蔽性強，查處難度很大，已成為當前治理垃圾短信工作中的一個突出難題和新的挑戰。

袁超偉也向記者解釋了治理“偽基站”的難點所在，由于“偽基站”的流動性強且存在數據延遲，使得對“偽基站”的追蹤可謂“難上加難”。需要通過多日累積的數據進行分析，才能獲取犯罪分子的活動范圍及犯罪區域等信息，以此數據為證，方可告知執法部門實施抓捕行動。袁超偉介紹，目前主要通過投訴集中區域分析、垃圾短信統計、位置更新異常數據統計等多種渠道獲取“偽基站”信息，而“用戶投訴是獲取“偽基站”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

既然“偽基站”因其流動性強而給監管增加了難度，那么是否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一勞永逸”地鏟除“偽基站”存在的土壤呢？

袁超偉表示，一種方法是讓移動運營商增強基站的發射功率，從而使其覆蓋住“偽基站”發射的信號，但袁超偉也坦言，“這顯然是一種笨辦法”，可行性不高。

另外一種方法是完善移動網絡的位置登記流程，使得鑒權過程中不光有網絡對終端的鑒權，還應該有終端對網絡的鑒權。這種新的鑒權方式在WCDMA等網絡中已經實施，但是要在GSM網絡中實施，改造難度很大。

對于這種方法，魏亮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偽基站”主要是利用2G網絡終端不認證基站的安全缺陷，以及終端會自動切換到信號較強基站的特性。“當年設計2G網絡時沒有預先考慮采用雙向認證。現在2G網絡大量部署，也不可能大規模改造現有2G網絡設備。”魏亮解釋稱，雖然現在3G和4G都在部署中，但是要考慮兼容性，現有3G和4G手機也都支持2G，所以還是可能接入到“偽基站”。

正因如此，獨立IT、電信分析師付亮曾撰文稱“偽基站”是GSM的系統BUG。

如此看來，在GSM網絡短期內難以退出的情況下，如何加強對“偽基站”的整治依然是繞不開的問題。

一個半月集中打擊，立案查處“偽基站”違法犯罪案件超400起

9月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例(修訂草案)》。草案完善了有效開發利用無線電頻率的管理制度，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事中事后監管，依靠法律手段加大對利用“偽基站”等開展電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懲戒力度，同時增強公眾防范意識，切實維護信息安全和人民群眾利益。

要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例》1993年便已頒布實施，而今年已是其頒布實施的第23年。

記者注意到，為應對非法生產、銷售、使用“偽基站”日益猖獗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曾于2014年3月發布《關于依法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偽基站”設備案件的意見》(下稱“意見”)。其中明確對非法生產銷售使用“偽基站”可依法以非法經營罪、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詐騙罪、虛假廣告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8項罪名追究刑事責任。

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曲新久介紹，基站必須通過批準才能設立運營，對于設立“偽基站”發送垃圾短信的行為，意見出臺之前只能按照無線電管理條例“擅自設置、使用無線電臺(站)”處理，處罰只有查封或者沒收設備、沒收非法所得，情節嚴重的處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處罰。只有利用“偽基站”實施了詐騙等其他犯罪行為，才能對其詐騙行為進行刑事處罰。

時任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劉安成曾在意見出臺后表示，意見出臺后，對于打擊“偽基站”的工作十分有利，正確運用好法律這個武器，打擊的力度與震懾程度會進一步加強。

此后，各地首例“偽基站”案紛紛宣判，以上文提及的2014年5月宣判的北京首例“偽基站”案為例，被告人張國領被通州法院認定為破壞公用電信設施罪，被判4年有期徒刑，“偽基站”設備沒收，退繳違法所得2.7萬元。

除了加大懲處力度，如何加強部門協同也是治理“偽基站”的題中之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線電管理條例》的規定，“查找無線電干擾源和未經批準使用的無線電臺(站)”被列入各級無線電監測站的主要職責中。而長期以來，輿論也將治理垃圾短信的壓力集中在工信部門，但工信部相關負責人曾指出，垃圾短信分為違法和騷擾兩種，前者由公安部門直接執法，而對于后者工信部也沒有執法權。

因此在治理“偽基站”的過程中，各個部門間的協同，包括移動運營商的參與就顯得很重要。

2015年6月，國務院批準建立了由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加強對全國打擊治理工作的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2015年10月30日，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自2015年11月1日起開展為期半年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

2016年4月18日至5月31日，聯席辦決定加大打擊力度，開展一輪集中打擊行動。行動期間，全國各省(區、市)無線電管理機構共啟用監測定位設備3705臺次，出動監測人員6066人次、無線電監測車2178輛次，監測時長達2.3萬小時，積極配合公安等部門立案查處“偽基站”違法犯罪案件407起，繳獲違法犯罪設備382臺(套)，鑒定“偽基站”設備701臺(套)。

對于如何強化“偽基站”的整治工作，孔雨飛曾在文章中提出5點建議：除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加大處罰力度；建立網格化的固定監測與巡查監測相結合的工作制度；建立新聞發布制度，打通群眾舉報監督渠道；以及強化部門協同，建立長效機制外，還提到應充分發揮移動運營商的作用。

文中提出，移動運營商作為“偽基站”的受害者，同時也是第一發現者。一般而言，“偽基站”運作時，周邊移動基站會出現功率加大、掉話等現象，用戶投訴增多。運營商在自己的運維平臺就可以確定“偽基站”所在的大致區域。

中國移動提供給《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的數據顯示，在今年4月18日至5月31日集中治理期間，中國移動配合公安機關偵破“偽基站”案件605例，繳獲設備655套，抓獲嫌疑人763名；上海、四川等地單日監測的“偽基站”數量均下降70%以上。與此同時，中國移動大力開展違法信息監測，已發現上報“偽基站”制售網址187個，為公安部門組織開展源頭打擊提供了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