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誠：難民危機是美歐西方國家自釀的苦酒

前一時期，歐洲鐵娘子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德國大選中慘敗，失敗的主因是德國國內大部分選民對政府的難民政策持反對態度。對此，一貫立場堅定的默克爾在接收難民問題上不得不低頭：“我寧愿時光倒流，以便更好地應對2015年夏末出現的讓人措手不及的（難民危機）局面。”

一些西方政治家把去年以來爆發的難民危機，歸罪于默克爾敞開大門接收難民，從而刺激了更多的難民涌入。國內一些公知也隨聲附和，甚至有人認為是默克爾“毀滅了整個了歐洲”。事實真是這樣么？顯然這種舍本逐末的認識是把默克爾當成了難民危機的替罪羔羊。造成難民危機的根源絕不是歐洲一國或幾國難民政策的寬松與否，根源需要從美歐西方對外政策甚至政治制度中去尋找和探究。

第一，美國是歐洲難民危機的始作俑者和主導者

應該說，歐洲難民問題是歷史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落后、自然條件惡劣，貧困民眾向富庶的歐洲流動，但這種近似常態化的難民流動是可控的，而且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歐洲因人口老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問題。

然而，去年開始的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涌入歐洲，形成了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它始于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繼而是利比亞戰亂和敘利亞大規模內戰。

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把伊拉克政治強人薩達姆送上絞架，伊拉克就此變成了各宗教派別武裝的戰場，IS恐怖勢力血腥殺戮的“天堂”。北約主導的推翻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軍事行動，也使這個北非國家陷入持續的動蕩和戰亂。美國利用敘利亞國內矛盾，武裝、支持反政府武裝，挑起大規模內戰，一打就是5年。

本來，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是西亞北非比較穩定的國家，也是產生難民最少的國家，而現在則成了難民的最大輸出國。據聯合國有關統計，去年以來涌向歐洲的幾百萬難民中，上述三國的難民占到了近70%。僅敘利亞就有一千多萬人背景離鄉。事實很清楚，是美國和歐洲一手制造了當前的歐洲難民危機。

第二，“新干涉主義”是美國西方強權政治的理論旗幟

歐洲難民危機的起因和主導是美國，歐洲西方國家同樣也有責任。美國2003年拋開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最積極的參戰國是英國；轟炸利比亞的主力戰機來自法國空軍。進入21世紀，美國西方國家的野蠻行徑，和一、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直接武裝干涉、大規模侵略相比，本質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它們打出了所謂“新干涉主義”的大旗，披著合法的外衣，搶占所謂道義制高點，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新干涉主義”有兩個理論支點，一是所謂“人權高于主權”；二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當美歐國家按照西方的標準，認為某個主權國家存在人權問題，其政治、社會制度不符所謂“人道主義、民主、法治”的西方價值觀時，就可以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為借口，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手段干涉其內政，包括推翻它的合法政權，抓捕、槍斃它的領導人。

1999年，北約針對米洛舍維奇政權的科索沃戰爭可以看成是冷戰結束后的“新干涉主義”開篇之作，近10多年來，又在中亞、西亞、北非、東歐不斷復制。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新干涉主義”所及之處，沒有留下美好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倒是社會動蕩、武裝沖突，到處戰火硝煙、殘垣斷壁，大批難民奔走在背井離鄉的路上。

第三，西方政治制度弊端是“新干涉主義”的根源

西方的政治家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甚至有學者拋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和“人類統治的政治形態”。事實真的如此嗎？應該承認，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其進步的方面，但它不可能擺脫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無法擺脫由這一基本矛盾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無法避免向國際社會轉嫁危機。西方的政治制度看上去很美，人民握有選票，權力可以制衡，但決定國家命運的，最終還是那些掌握資本的利益集團。

新干涉主義的出現，本質上是西方大財團獲取地緣政治利益的需要，是獲取更多對西方開放的市場、攫取經濟利益的需要，是轉嫁國內矛盾的需要，是維護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需要。美國需要的是中東地區的主導權和石油的控制權。利比亞戰爭后法國提出，因為這仗主要是法軍打的，因此法國石油公司應該占有利比亞75%的石油開采份額。

第四，難民危機將長期困擾西方世界

不斷涌入的難民讓歐洲陷入政治、經濟、社會困境，面臨著恐怖主義的威脅。

首先是對歐洲一體化的沖擊，隨著德國在接受難民立場上的后退，歐盟二十多個國家會更加不服從歐盟分攤難民等安排，然而這種步調不一致的意義并非完全在難民問題上，它涉及歐洲一體化這個更大的問題。英國公投脫離歐盟，一定程度上有難民危機的推動。法國、比利時等國家一旦主張排外主義的右翼政黨上臺，或許會出現脫歐的“多米諾骨牌”。

二是目前歐洲經濟持續低迷，妥善安置、救濟大量難民，缺乏足夠的經費和工作崗位，歐洲經濟復蘇的時間可能會拉長。

三是難民溶入歐洲社會是很大的問題。目前歐洲大部分國家都面臨第二代移民溶入主流社會難的困局，新的難民潮更加劇了這個危機，德國、法國等地難民和當地居民沖突成百上千起的發生。隨之而來的社會兩級分化，族群對立，宗教沖突以及社會治安惡化等等，歐洲將很難平靜。

四是歐洲目前面臨著空前的恐怖威脅，一些IS成員或受極端思想影響的人混在難民當中，歐洲已成為恐怖活動的重災區。美國搞亂了中東，移禍歐洲，自己也得不到安寧。去年以來美國本土恐怖襲擊、槍擊事件不斷發生，恐怖威脅已成為美國人民家門口的現實威脅。美歐西方都在咽下并且將長期吞食自己釀造的難民危機苦酒。

進入21世紀的世界，面臨著強權政治、金融風險、貧困饑餓、武裝沖突、環境資源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美歐西方國家從維護有利于西方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出發，企圖用“新干涉主義”，按西方的價值觀和好惡來解決矛盾和危機，結果是開錯了藥方，只能是增加新矛盾、制造新危機。

看看當今世界，凡是動蕩動亂、紛爭戰爭的地方，基本上都和美國西方的挑動、插手有關。也正是如此，世界上希望和平安寧、社會發展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國身上。

中國作為一個飽受過帝國主義侵略、干涉、封鎖的國家，新中國成立以來只用了60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二百多年走過的道路，成為綜合國力世界第二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選擇了一條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外交是內政延伸，在對外政策上，從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在當前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新的變化、全球面臨新挑戰的情況下，中國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提出了建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等一系列嶄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并切實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承擔與國力相適應的國際義務，體現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貫倡導的“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基本宗旨。

中國以一個負責任大國形象，與美國西方的“新干涉主義”， 以強凌弱，動輒制裁、干涉別國內政形成了鮮明對照。國際社會能夠廣泛聚焦中國主辦的G20峰會，認真聽取、解讀、評價、接受中國方案；在南海問題上，東盟不跟著美國、日本走，越南、菲律賓兩個主要當事國近期都明確表示不采取挑釁行為等等，都和這個對照有關。事實說明，西方制度下的“新干涉主義”不受歡迎，而中國正在發揮著引領世界、為和平發展提供正能量的作用。

（作者系武警部隊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