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檢察官談圍堵電信詐騙：誰泄露誰倒賣誰在買

證據難固定且難證明

蘇州市吳中區檢察院曾經辦理過這樣一起公民個人信息泄露案。蘇州威名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博某為了招攬生源,通過QQ向犯罪嫌疑人馬某購買非法獲取的蘇州初中學生信息數萬條。如此大批量的短信發送量,必須得群發。博某想到開廣告公司的朋友謝某,于是雇傭謝某通過其公司的短信群發平臺向廣大學生發送短信,給學生及學生家長的學習和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案發后,公安機關調取QQ聊天和收發文件記錄以及平臺短信記錄時發現,由于電腦系統已重裝,該案的重要證據均已滅失。這給案件的偵查帶來重大挑戰。

據該案承辦檢察官梁琪介紹,非法獲取公民信息的犯罪嫌疑人通常采用QQ即時傳送電子文檔、直接交換紙質文檔、U盤拷貝等方式獲取信息,并通過現金進行交易,事后很難留下痕跡。“而在使用非法獲取的信息時,犯罪嫌疑人也會通過第三方提供的信息自動發送平臺進行信息群發,這種網絡平臺一般會自動隱去IP地址,具有反偵查功能,接收到騷擾信息的人很難通過回查發信人的方式找到犯罪嫌疑人?！绷虹鞲嬖V記者。

主要證據的滅失也使該類犯罪證明遇到困難。據吳中區檢察院另一名經常承辦該類案件的檢察官袁燦華介紹,由于證明該類犯罪的證據主要為記載公民個人信息的媒介,而這一證據的載體主要以電子文檔的方式保存在嫌疑人的電腦里,存在容易滅失、篡改等不穩定的特點,為提取和保存帶來一定難度。

袁燦華表示,在非法買賣信息的場合,交易的細節主要靠雙方當事人的證言進行印證,在沒有交易記錄或交易記錄與交易行為之間因果關系很難證明的情況下,證據鏈就會顯得非常薄弱。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之所以存在取證難、證明難,主要原因在于取證不及時、固定證據不專業所致?！眳侵袇^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志新介紹,如該院受理的馬某等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件中,公安機關在查獲現場沒有及時扣押嫌疑人曾經使用的電腦,后經犯罪嫌疑人交代得知非法獲取的公民信息存放在電腦中,而當偵查人員再次至現場提取該電腦時,存有公民個人信息的文檔已經被刪除。審查起訴過程中,犯罪嫌疑人馬某完全翻供,拒不承認自己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并稱公安機關在提審他時存在逼供、誘供行為,而檢察機關調取審訊同步錄音錄像發現,部分錄音錄像存在不完整情況。這些證據上的瑕疵最終導致該案作撤案處理。

多法律維度嚴懲詐騙

針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法律規制空缺這一問題,解決方案主要在于對目前法律規定的進一步完善。就如何界定“公民個人信息”而言,陳志新認為目前定義尚不完善,個人信息的核心含義在于個人隱私、個人人格,而在外延上看,凡是能夠體現個人特征或與個人有密切關系的信息均可以列為個人信息。

而蘇州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王勇認為,電信詐騙犯罪存在查處難、舉證難等現實難題,導致許多案件雖得以偵破,但對部分被告人由于證據、犯罪數額等原因未能追究刑事責任,刑罰的威懾力大打折扣?！靶淌铝⒎蓞⒄战鹑谠p騙、保險詐騙等模式,將電信詐騙獨立成罪,并設計合理的犯罪構成要件、合適的刑種?！蓖跤陆ㄗh,如繼續保留在詐騙罪中,可降低其入罪門檻；借鑒扒竊、入戶盜竊、多次盜竊單獨入罪的模式,只要實施電信詐騙行為即可入罪；騙取財物或因詐騙行為導致其他嚴重后果的,應加大其處罰力度。

王勇認為,還應完善涉及電信詐騙犯罪上下游行為的立法。對電信詐騙使用的科技手段和相關電信、金融行業進行立法規范,明確并嚴格落實金融、電信等監管機構和具體運營機構的責任。另外對于非法倒賣銀行卡、手機卡等行為,建議適用刑法懲戒。

王勇表示,電信詐騙犯罪迅速蔓延和泛濫,主要原因是網絡提供了便利。犯罪嫌疑人潛伏海外,可以毫無障礙地面向全國實施詐騙,而司法機關卻是“畫地為牢”,僅對本地報案案件有管轄權。查處網絡犯罪能力強的司法機關未必能發現本地被害人的案件,而本地被害人報案的司法機關也難以發現恰好實施詐騙犯罪的嫌疑人。

對此,王勇認為,應從程序法角度破解網絡電信詐騙案件管轄難題?！皟筛摺笨舍槍﹄娦旁p騙類型,授權部分經驗豐富的地區管轄權,從而實現“誰查處、誰審判”的案件管轄原則。同時,還可以加強類案指導,消除模糊地帶。通過案例指導等形式,明確電信詐騙定罪量刑標準,消除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和同案不同判現象。本報記者　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