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網絡安全法》出臺的重大意義

作者：國家信息技術安全研究中心高紅靜

2015年6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2015年7月6日至2015年8月5日，該草案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6年6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對草案二次審議稿進行了審議，隨后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10月31日，網絡安全法草案三次審議稿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下簡稱《網絡安全法》）。該法受到海內外普遍關注，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網絡安全法》的出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是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相關決策部署的重大舉措，是我國第一部網絡安全的專門性綜合性立法，提出了應對網絡安全挑戰這一全球性問題的中國方案。此次立法進程的迅速推進，顯示了黨和國家對網絡安全問題的高度重視，是我國網絡安全法治建設的一個重大戰略契機。網絡安全有法可依，信息安全行業將由合規性驅動過渡到合規性和強制性驅動并重。

《網絡安全法》出臺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服務于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和網絡強國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網絡信息是跨國界流動的，信息流引領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網絡信息是建設網絡強國的必爭之地，網絡強國宏偉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堅實有效的制度保障。《網絡安全法》的出臺，意味著建設網絡強國的制度保障邁出堅實的一步。國家出臺《網絡安全法》，將已有的網絡安全實踐上升為法律制度，通過立法織牢網絡安全網，為網絡強國戰略提供制度保障。

網絡空間逐步成為世界主要國家展開競爭和戰略博弈的新領域。我國作為一個擁有大量網民并正在持續發展中的國家，不斷感受到來自現存霸主美國的戰略壓力。這決定了網絡空間成為我國國家利益的新邊疆，確立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和模式已是當務之急。現代國家是法治國家，國家行為的規制由法律來決定。《網絡安全法》中明確提出了有關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和重要領域安全規劃等問題的法律要求，這有助于實現推進中國在國家網絡安全領域明晰戰略意圖，確立清晰目標，厘清行為準則，不僅能夠提升我國保障自身網絡安全的能力，還有助于推進與其他國家和行為體就網絡安全問題展開有效的戰略博弈。

二、助力網絡空間治理，護航“互聯網+”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網絡大國。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10億。但現實的網絡環境十分堪憂，網絡詐騙層出不窮、網絡入侵比比皆是、個人隱私肆意泄露。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2015）》，63.4%的網民通話記錄、網上購物記錄等信息遭泄露；78.2%的網民個人身份信息曾遭泄露，因個人信息泄露、垃圾信息、詐騙信息等導致的總體損失約805億元。但此前其他關于網絡信息安全的規定，大多分散在眾多行政法規、規章和司法解釋中，因此無法形成具有針對性、適用性和前瞻性的法律體系。《網絡安全法》的出臺將成為新的起點和轉折點，公民個人信息保護進入正軌，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網絡欺詐等“毒瘤”生存的空間將被大大擠壓，而“四有”中國好網民從道德自覺走向法律規范，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國家網絡空間的治理能力在法律的框架下將得到大幅度提升，營造出良好和諧的互聯網環境，更為“互聯網+”的長遠發展保駕護航。市場經濟本質是信用經濟，其精髓在于開放的市場+完善的法律，從這種意義上講，“互聯網+”必須帶上“安全”才能飛向長遠。

三、構建我國首部網絡空間管轄基本法

作為國家實施網絡空間管轄的第一部法律，《網絡安全法》屬于國家基本法律，是網絡安全法制體系的重要基礎。這部基本法規范了網絡空間多元主體的責任義務，以法律的形式催生一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命運共同體”。具體包括，規定網絡信息安全法的總體目標和基本原則；規范網絡社會中不同主體所享有的權利義務及其地位；建立網站身份認證制度，實施后臺實名；建立網絡信息保密制度，保護網絡主體的隱私權；建立行政機關對網絡信息安全的監管程序和制度，規定對網絡信息安全犯罪的懲治和打擊；以及規定具體的訴訟救濟程序等等。

此次《網絡安全法》的出臺從根本上填補了我國綜合性網絡信息安全基本大法、核心的網絡信息安全法和專門法律的三大空白。該法的推出走進了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總目標，走進了《國家安全法》的大格局，走進了網絡強國的快車道，走進了大數據的新天地，走進了為人民謀福祉的總布局。

四、提供維護國家網絡主權的法律依據

《突尼斯協議》提出共識，盡管互聯網是全球的，但是每個國家如何治理，各國是有自己主權的。一些西方主要國家為維護網絡空間主權，很早就制定了法律法規，并將維護網絡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且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網絡安全法律體系。例如，美國在已有四十余部網絡安全相關立法的基礎上，又在制定《國家網絡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法保護法》。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巴西演講中特別提出了“信息主權”的概念。他強調，雖然互聯網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個國家在信息領域的主權權益都不應受到侵犯，互聯網技術再發展也不能侵犯他國的信息主權。2016年7月推出的《國家安全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提出“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隨之應運而生的《網絡安全法》是《國家安全法》在網絡安全領域的體現和延伸，為我國維護網絡主權、國家安全提供了最主要的法律依據。

五、在網絡空間領域貫徹落實依法治國精神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也為網絡空間治理提供了指南。依法治國，正蹄疾步穩地落到實處，融入到國家行政、社會治理與公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與已經相對成熟的領域和行業相比，互聯網領域可以稱得上是蠻荒之地，因為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才短短二十年左右，許多監管、治理手段都是后知后覺地根據問題進行后期的補充。但此次《網絡安全法》破除重重障礙，撥云見日，高舉依法治國大旗，開啟了依法治網的嶄新局面，成為依法治國頂層設計下一項共建共享的路徑實踐。依法治網成為我國網絡空間治理的主線和引領，以法治謀求網治的長治久安。《網絡安全法》還考慮到網絡的開放性和互聯性，加強法治工作的國際合作協調，讓人類共同面臨的網絡犯罪無處遁形，通過科學有效、詳細的法律進行懲罰和約束，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六、成為網絡參與者普遍遵守的法律準則和依據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網絡安全法》為各方參與互聯網上的行為提供非常重要的準則，所有參與者都要按照《網絡安全法》的要求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同樣所有網絡行為主體所進行的活動，包括國家管理、公民個人參與、機構在網上的參與、電子商務等都要遵守本法的要求。《網絡安全法》對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的安全義務有了明確的規定，將現行的安全認證和安全檢測制度上升成為了法律，強化了安全審查制度。通過這些規定，使得所有網絡行為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何為個人利益觸碰法律底線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整體來看，《網絡安全法》的出臺，順應了網絡空間安全化、法制化的發展趨勢，不僅對國內網絡空間治理有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國際社會應對網絡安全威脅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在邁向網絡強國道路上至關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它意味著建設網絡強國、維護和保障我國國家網絡安全的戰略任務正在轉化為一種可執行、可操作的制度性安排。盡管《網絡安全法》只是網絡空間安全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是重要的起點，是依法治國精神的具體體現，是網絡空間法制化的里程碑，標志著我國網絡空間領域的發展和現代化治理邁出了堅實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