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達510萬 醫師有2萬多

精神科醫生“挨打受窮”

精神病醫院屬于公益性機構，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撥款生存。精神科醫護人員收入低，專業崗位補貼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臺精神病醫院醫生徐紅霞遭到患者襲擊，她的鼻骨被打斷，現在鼻子還留有傷疤。另一位醫生在一次護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貓眼”。徐紅霞說：“被精神病患者襲擊是很常見的事，每一位醫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過，有時沒防備，突然間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窮”，這是精神科醫生的真實寫照。與其他醫生相比，精神科醫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閆芳在外地剛參加工作時月薪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衛生專業崗位補貼也就是俗稱的“挨打費”大約為27元。如今，這項補貼并沒有隨工資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以前，精神科醫生可以享受浮動一級工資的待遇。8年以內上浮一級工資，工作年滿8年再向上浮動一級。近幾年，這項政策被取消了。

邢臺市精神病醫院院長劉一寶說，精神科醫護人員的收入比同級別醫院的其他醫生至少低1/3。即使在綜合醫院里，精神科也是邊緣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給醫院創收。

我國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萬張，平均1.71張/萬人口，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平均1.49名/10萬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級和地市級城市，精神障礙社區康復體系尚未建立。根據規劃，到2020年，全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數量增加到4萬名，缺口近2萬名。

精神病醫院屬于公益性機構，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撥款生存。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栗克清認為，精神科醫護人員收入低，根源在于補償機制不合理。政府對醫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礎建設上，醫院的收入主要依靠醫療設備收費和醫生開藥，由此導致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醫療機構、康復機構應當采取措施，加強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職業保護，提高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規定給予適當的津貼。

精神疾病不像軀體性疾病一樣，沒有化驗單，沒有檢查設備，精神檢查完全是依靠醫生個人技能去診斷。目前，普通掛號費只有5元，而醫生的問診時間至少需要15分鐘，有的病人要花半個小時以上。閆芳建議，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應適度提高，并形成動態調整機制。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說，改變精神病醫院生存難題，關鍵是形成合理的價格補償機制。精神科醫生的專業補貼不能縮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這樣才能增加整個行業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歸社會

精神疾病的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可能會伴隨終生。即使康復，患者也很難回歸社會

41歲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歲時患上精神分裂癥，發病時會產生幻聽。她在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斷斷續續住過幾次，出院后藥物維持不久，病情反復發作。14年前她和丈夫離婚，也失去了對孩子的撫養權。自從住院之后，她再也沒有見過兒子。

孟女士住院期間病情已經緩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抵抗住雜音的干擾。她想出院照顧年邁的母親，也想給兒子看管小孩，覺得出院后能夠獨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來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沒人照顧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歸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精神疾病的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可能會伴隨終生，患者即使康復了，也得不到社會的包容和認可。閆芳說，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體報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國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處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不利于回歸社會。栗克清認為，精神病患者的治療應該在精神病院，而康復工作應該在社區里，回歸社會需要更多社會組織參與。

深圳市康寧醫院院長劉鐵榜認為，來自社會的歧視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面臨的最大障礙，自卑、膽怯的心理陰影始終伴隨著他們。營造平等、寬松的環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會的一劑“良藥”。

深圳“蒲公英會所”是一家精神康復機構。患者不再是被治療的對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權的會員，會員有平等參與會所活動的權利。小慧是“蒲公英會所”的會員，現在一家外貿公司做業務員，主要負責將公司產品傳到網上。她說，會員之間都是平等的，平時一起參與會所組織的娛樂活動，讓她交到朋友，學會與人溝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國強認為，應大力推廣“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的精神障礙和精神殘疾康復工作模式，建立完善醫療康復和社區康復相銜接的服務機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源提供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促進精神障礙患者回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