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達510萬 醫師有2萬多

四川省敘永縣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務工作者對病情穩定的居家精神病患者入戶隨訪，指導他們進行康復訓練和健康檢查。

李 欣攝

一名精神病人拖垮一家

我國將精神分裂癥等6種疾病列為嚴重精神障礙進行在冊管理。精神病對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煎熬

“這日子過不下去了！”采訪中，71歲的郭九香數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兒和小兒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孫女每月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孫女共同承擔著家庭的重擔。

女兒和兒子先后住了4次院。“銀行不貸款給我，后來找了個遠房親戚做擔保人，才貸出5000元給女兒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還欠醫院4000多元。”郭九香說。

兒子發病時六親不認，稱飯里有毒而絕食，情緒激動時會打人，郭九香經常被兒子打傷。鄰居們也經常受到他的騷擾，有一次他還把鄰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兒子每個月僅有390元的補助。一盒藥62元，一個月要吃12盒。另外，治療腦梗的藥每月還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顧兩個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宮肌瘤，醫生建議切除子宮，她沒錢做手術，一直拖著，肚子疼就吃止疼藥維持。“這幾年歲數大了，身體不好，拾廢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們誰管呢？”郭九香抹著眼淚說。

“一個精神病患者拖垮一個家。”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門診主任劉慧蘭說。她在門診經常看到家屬眼神里的無奈，有的家屬甚至就在診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這種疾病對于病人、家屬都是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煎熬。”

因負擔不起每年三四萬元的治療費用，安徽省臨泉縣迎仙鎮的常德義曾經將兒子鎖在家中。縣殘聯得知后，為其辦理了貧困精神病人藥費補助，醫藥費大部分由新農合報銷，剩下的由民政部門救助解決。常德義說，對兒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現在國家給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國將精神分裂癥、偏執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礙、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和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等6種疾病，列為嚴重精神障礙進行在冊管理。目前，全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達1億人以上，重癥者超1600萬人。截至2015年底，我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已達510萬人。

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副所長閆芳說，對于在冊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實行門診免費服藥制度。如果患有身體方面的疾病，可免去醫保住院報銷起付線部分。如果屬于低保人員，可以按救助途徑獲得相應的救濟資金。對于監護人來說，根據患者精神殘疾的等級不同，可以申領每月100—300元的護理費。她提醒，患者可以去醫院做精神殘疾鑒定，根據殘疾程度不同，去殘聯申領數額不等的殘疾人補貼。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指出，我國將完善精神衛生服務的整合保障機制，做好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疾病應急救治等制度銜接，發揮整合效應，不斷提高貧困精神障礙患者的醫療保障水平，為他們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康復服務。

精神科醫生“挨打受窮”

精神病醫院屬于公益性機構，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撥款生存。精神科醫護人員收入低，專業崗位補貼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臺精神病醫院醫生徐紅霞遭到患者襲擊，她的鼻骨被打斷，現在鼻子還留有傷疤。另一位醫生在一次護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貓眼”。徐紅霞說：“被精神病患者襲擊是很常見的事，每一位醫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過，有時沒防備，突然間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窮”，這是精神科醫生的真實寫照。與其他醫生相比，精神科醫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閆芳在外地剛參加工作時月薪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衛生專業崗位補貼也就是俗稱的“挨打費”大約為27元。如今，這項補貼并沒有隨工資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以前，精神科醫生可以享受浮動一級工資的待遇。8年以內上浮一級工資，工作年滿8年再向上浮動一級。近幾年，這項政策被取消了。

邢臺市精神病醫院院長劉一寶說，精神科醫護人員的收入比同級別醫院的其他醫生至少低1/3。即使在綜合醫院里，精神科也是邊緣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給醫院創收。

我國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萬張，平均1.71張/萬人口，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平均1.49名/10萬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級和地市級城市，精神障礙社區康復體系尚未建立。根據規劃，到2020年，全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數量增加到4萬名，缺口近2萬名。

精神病醫院屬于公益性機構，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撥款生存。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栗克清認為，精神科醫護人員收入低，根源在于補償機制不合理。政府對醫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礎建設上，醫院的收入主要依靠醫療設備收費和醫生開藥，由此導致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醫療機構、康復機構應當采取措施，加強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職業保護，提高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規定給予適當的津貼。

精神疾病不像軀體性疾病一樣，沒有化驗單，沒有檢查設備，精神檢查完全是依靠醫生個人技能去診斷。目前，普通掛號費只有5元，而醫生的問診時間至少需要15分鐘，有的病人要花半個小時以上。閆芳建議，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應適度提高，并形成動態調整機制。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說，改變精神病醫院生存難題，關鍵是形成合理的價格補償機制。精神科醫生的專業補貼不能縮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這樣才能增加整個行業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歸社會

精神疾病的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可能會伴隨終生。即使康復，患者也很難回歸社會

41歲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歲時患上精神分裂癥，發病時會產生幻聽。她在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斷斷續續住過幾次，出院后藥物維持不久，病情反復發作。14年前她和丈夫離婚，也失去了對孩子的撫養權。自從住院之后，她再也沒有見過兒子。

孟女士住院期間病情已經緩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抵抗住雜音的干擾。她想出院照顧年邁的母親，也想給兒子看管小孩，覺得出院后能夠獨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來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沒人照顧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歸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精神疾病的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可能會伴隨終生，患者即使康復了，也得不到社會的包容和認可。閆芳說，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體報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國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處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不利于回歸社會。栗克清認為，精神病患者的治療應該在精神病院，而康復工作應該在社區里，回歸社會需要更多社會組織參與。

深圳市康寧醫院院長劉鐵榜認為，來自社會的歧視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面臨的最大障礙，自卑、膽怯的心理陰影始終伴隨著他們。營造平等、寬松的環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會的一劑“良藥”。

深圳“蒲公英會所”是一家精神康復機構。患者不再是被治療的對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權的會員，會員有平等參與會所活動的權利。小慧是“蒲公英會所”的會員，現在一家外貿公司做業務員，主要負責將公司產品傳到網上。她說，會員之間都是平等的，平時一起參與會所組織的娛樂活動，讓她交到朋友，學會與人溝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國強認為，應大力推廣“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的精神障礙和精神殘疾康復工作模式，建立完善醫療康復和社區康復相銜接的服務機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源提供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促進精神障礙患者回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