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網記者 陳磊
坐在豪華越野車中,前有景區工作車輛開道,后有當地“攝友團”追隨,目之所及水光山色,心中禁不住有些得意:“沒有我,這里的美就被埋沒了。”
發此感慨的是秦玉海,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11月28日,他被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6個月。
11月,除了秦玉海,還有9名“大老虎”一審獲刑,平均3天1個。如此節奏,讓不少公眾感嘆,11月是2016年度宣判“大老虎”頻率最高的一個月份。
驚訝還未結束。
進入12月,自13日開始至16日,法院接連對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斯鑫良、江蘇省南京市委原書記楊衛澤、云南省委原副書記仇和、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作出一審判決。宣判之集中再次讓公眾驚訝。
不過,在反腐敗專家看來,以“審判季”形容2016年“打虎”態勢并不為過,而這,只是2016年反腐特點之一。
已一審宣判28名中管干部
愛好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培育情操,提升修養,也可能由“好”而“貪”、由“雅”而“腐”。
秦玉海就倒在了這把“雙刃劍”下。
觀察秦玉海的履歷可以看出,在組織的培養下,他從一名油田工人成長為高級領導干部,其中的努力可想而知。
而在他的仕途中,河南省焦作市無疑是重要的一步。
1998年12月,時年45歲的秦玉海從黑龍江省交流到焦作市擔任市委副書記、市長,兩年后擔任市委書記。
他在焦作期間,力推當地調整經濟結構,以發展旅游業替代煤業,5年間實現了由“黑”到“綠”的轉身。
彼時,秦玉海“幾乎每周末和節假日都會上山攝影”,因為他,當地的云臺山揚名全國,入列國家5A級風景旅游區。
他的角色開始錯位,他的愛好終于招來“私人定制式”腐敗。
于是,一位行賄者表示:“對迷上了攝影的官員,如果你送給他一臺相機就相當于送上了‘精神鴉片’,當他咀嚼‘精神鴉片’的時候,就無法自拔。”
于是,一家公司動用100多萬元公款為其購買攝影器材24件。
十余年間,秦玉海為攝影“燒”的錢高達千萬元。但是,用他的話講,“自己卻從沒有花過一分錢”。“只要是為了攝影,一切都可以接受。”他宣稱。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1年至2013年,被告人秦玉海利用擔任焦作市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等事項上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2000余萬元。
《法制日報》記者根據公開消息統計顯示,截至12月19日,包括秦玉海在內,今年以來已經有28名中管干部獲刑,超過此前兩年數字之和——2014年5名中管干部獲刑,2015年則有16名中管干部獲刑。
對此,北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眾多落馬官員涉嫌犯罪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今年以來我國反腐敗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進入了審判貪腐官員的“高峰年”和“審判季”。
11個月查處1068起微腐敗
12月1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最新的侵害群眾利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典型案例,河北省順平縣腰山鎮黨委原書記楊愛民、正童村黨支部原書記齊永喜就在其中。
2015年6月,齊永喜和村黨支部副書記朱喜貴偽造村民代表會記錄,違規將187畝集體林地承包給其“拜把子”陳起松,并私自約定土地補償款歸陳起松所有。
同年12月,順平縣啟動有關征地工作。鎮干部馬國平、齊永喜與陳起松簽訂征地補償合同,經楊愛民同意后,陳起松領取了應屬村集體的土地補償款1234.20萬元,并多領地上附著物補償款170萬元,楊愛民通過齊永喜收受陳起松賄賂25萬元。
事發后,楊愛民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馬國平受到開除黨籍、開除處分,齊永喜、陳起松受到開除黨籍處分,上述4人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朱喜貴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加上這起典型案例,中紀委此次共通報了9起典型案例。
在此次通報兩天后,12月1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查處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11月通報。《法制日報》記者統計中紀委網站發布的數據發現,截至11月,中紀委網站共計通報了1068起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是今年反腐敗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即中央反腐敗策略更加注重“拍蒼蠅,懲微腐”,治理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扶貧領域腐敗問題。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還披露,今年1月1日至8月29日,一共公開曝光了扶貧領域突出問題325起。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
“基層腐敗的治理是反腐敗漫漫征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關鍵的‘一公里’,是決定反腐敗能否贏得民心的‘一公里’,也是決定反腐能否最終取得勝利的‘一公里’。”杜治洲說。
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表示,正因為此,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明確指出,“讓群眾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果”。反腐敗向基層不斷延伸,解決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成為工作重點。
新增外逃人數進一步下降
12月9日,在第13個“國際反腐敗日”到來之際,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接受采訪時表示,“截至11月,今年‘天網’行動共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908人,其中外逃國家工作人員122人,追回贓款23.12億元,‘百名紅通人員’19人”。
在19名“百名紅通人員”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楊秀珠。
11月16日,“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在逃犯罪嫌疑人楊秀珠,從美國回到中國投案自首。
楊秀珠此前已經潛逃海外13年之久,她甚至曾表示,“死也要死在美國”。
2003年4月,時任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的楊秀珠外逃,先后竄逃至中國香港、新加坡、法國、荷蘭、意大利。楊秀珠外逃美國后,中方通過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反腐敗工作組渠道向美方提出協助遣返楊秀珠的請求,并提供了相關證據和線索,美方遂將其逮捕并羈押。
《法制日報》記者統計發現,自2014年以來,我國已追回“百名紅通人員”37人。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分析稱,細數已歸案的37名“百名紅通人員”名單,不難發現,2016年從美、加、澳、新等西方發達國家追回來的外逃人員,相較于2015年有明顯提升。
在宋偉看來,反腐敗國際追逃織就“天網”,也是今年反腐敗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
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今年9月舉行的G20杭州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等重要反腐敗成果,說明中國在反腐敗國際合作方面主導權不斷提升。
“我國與G20各國開展反腐敗合作,建立相應的追逃追贓合作機制,有利于我們國際追逃追贓,同時也會對貪官形成威懾。”莊德水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
對此,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2015年首次實現追回人數超過新增外逃人數,2016年新增外逃人數進一步下降。
出臺多部黨內法規完善制度
2016年11月27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2016年10月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3320起。
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來,截至2016年10月,全國已累計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46431起,處理196947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98836人。這些數據,無疑是“越往后執紀越嚴”最直接的體現。
在總結中央八項規定實施4年來的成績時,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鏟除不良作風和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規制度。
事實上,不僅是鏟除不良作風要靠法規制度,各項反腐敗工作都要靠法規制度。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通過完善黨內法規體系,推進制度反腐,正是2016年我國反腐敗態勢的一大亮點。
2016年1月1日,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開始實施。5個月后,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同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防止干部“帶病提拔”的意見》,以一系列制度設計織密防范干部“帶病提拔”之網。
同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宋偉的觀察是,隨著《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實施,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制定和修訂黨內法規制度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科學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初步形成。
莊德水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推進制度反腐,正是今年反腐敗的最大亮點。“黨內權力運行制度化、黨紀處分制度化、黨內監督制度化、黨內問責制度化等,為反腐敗提供了制度依據”。
“制度反腐的特征非常明顯,這也預示著我們反腐敗從治標走向治本。”莊德水認為。
在杜治洲看來,中央今年出臺的多部黨內法規,正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經驗和成果制度化,也就是為了從制度上立規矩,預防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