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成為美國的治理難題

在某種程度上，貧富差距問題影響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美國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不少機構都做了估算。各家給出的數據幾乎一致，在美國社會占總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擁有占人口90%的家庭的財富總量。美銀美林的數據顯示，過去的30年間，占人口比重90%的美國底層家庭獲得的財富比例下降了13個百分點，而相反，占人口比重僅0.1%的最富有家庭的財富占比卻在不斷攀升。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

究竟什么導致了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有人將之歸咎為全球化，經濟要素的全球流動，致使資源和財富再分配。新興經濟體國家異軍突起，傳統老牌歐美經濟強國不再享有競爭優勢。全球化一方面造成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另一方面，也帶來歐美國家內部收入分配的“極值化”：高收入者收入更高，低收入者收入持續降低。因此，在美國大選期間，我們聽到了中低收入者對全球化的詬病，希望改變收入差距不斷被拉大的現狀。

然而，僅僅將收入差距歸咎為全球化的沖擊，未免過于偏頗。其中大選政治的因素也非常明顯。從客觀上分析，導致美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通過一一細數收入差距產生的諸多原因，我們也看得到貧富差距將很難在短時間解決，并將成為美國在很長時期內積重難返的治理難題。

第一，全球經濟長期低增長在客觀上就可能帶來收入差距，未來特朗普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并不樂觀。主要經濟體需求不足，貿易低迷，對經濟發展的助推力不足。同時，全球需求不足也阻礙了中產階級收入的增加，無形地拉大了收入差距。雖然美國經濟略有回溫，但放眼全球經濟形勢，風險增加、治理規則的有效性與包容性欠缺、主要國家經濟增長存在不確定性，特朗普想要彌補收入鴻溝的外部經濟環境并不具備。加之美國本土經濟、政府重視不足等因素，都導致普通勞動者無法扭轉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第二，減稅政策可能成為進一步助長收入不平等的元兇。長期以來，抑制經濟不景氣的經濟政策（主要是減稅政策）一般會進一步增加貧富差距。后里根時代的大型減稅措施就受到不少經濟學家的詬病，他們認為減少稅收實際上是加劇不平等的元兇。雖然，減稅作為經濟復興計劃的核心手段，被里根及其后續政府所采納，但實際上，收入越高的群體從降稅舉措中的收益越大，甚至發生了對最富有群體減稅，而對占比90%的不富有家庭增稅的現象。如今，特朗普主張的減稅政策，很有可能在表面上兼顧簡單公平與抑制經濟衰退的雙重功效，但實際上再次重復后里根時代減稅政策，偏袒占人口0.1%的少數富裕群體。

第三，技術進步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也逐漸淘汰了傳統勞工，逐步帶來收入差距上的“馬太效應”。隨著先進技術在工業生產中的普及，生產過程趨于智能化。能夠繼續留在該行業中的勞工需要具備前所未有的知識和技能水平，需要經過專業化的培訓。現代化、自動化工廠里的勞動者門檻大大提高了。跨過這道門檻的高級技工的收入不斷抬高，而教育水平低、技術水平差、未經專業培訓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逐漸失去競爭力。可見，在勞動力市場上，技術進步加大了對復雜勞工的需求，也帶來了普通工人在就業市場上的需求量相應萎縮，這必然導致一大批普通勞動工人成為過剩勞動力，從而增加失業率。勉強留下的勞動者們也不得不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目前美國社會的第三產業雖然吸納了大量就業，但是其平均收入水平還相當低。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做不到收入結構的再分配，或是對產業結構與報酬的再調整，很難擺脫技術進步帶來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馬太效應”。

第四，種族歧視等深層社會問題仍是治理收入不平等的桎梏。美國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也深刻影響著貧富差距鴻溝的形成。比如種族歧視問題，雖說美國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規鮮有歧視性條款，但種族歧視卻深深存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角落。美國黑人的受教育水平依然大大低于白人，黑人的就業明顯集中在低收入領域。教育和分工的種族差異帶來深刻的社會問題，具體到幾乎固化的種族間收入差距上，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至今難以消除。如果無法根除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它們仍將成為誘發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源性因素。

最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打出的諸多口號和政策獲得不少草根支持，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內部對全球化、對收入差距的反應，也是美國經濟社會長期積累問題的放大。但是，如果靜下來仔細推敲，美國貧富差距等經濟社會問題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而且，不少政策顯然不是理性應對的最優政策選擇。例如，特朗普提出限制移民的政策，很容易激化已有的種族矛盾、社會階層矛盾，與解決亟須緩解階層沖突、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現實訴求背道而馳。此外，特朗普的減稅政策，雖說是想仿照“里根大范圍減稅”的范本，進而抑制經濟不景氣的局面，但最終的結果很容易走到再次擴大收入差距的歷史老路；再如，像英國選擇脫歐來“躲避”全球化的“負面溢出效應”一樣，特朗普聲稱貿易保護、打造“美國制造”、看緊邊界避免外來勞工等行為，反而可能會增加中產階級的負擔，不利于彌合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之鴻溝。長遠來看，只有改善經濟狀況、加強國際對話與合作、促進創新、有效地進行收入再分配，才是治理貧富差距鴻溝標本兼顧的良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