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采訪組：你們吃飯問題是怎么解決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弄柴、做飯。不久，我們知青就得自己做飯了。做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燒柴，我們在北京用蜂窩煤，沒有燒過柴，對砍柴的理解僅僅局限在書本上，以為只要拿著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決燒柴問題，卻遠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那里的黃土地很貧瘠，山上沒有什么樹，我們只能把草根一點一點地摟回來當柴燒。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生活真艱難，做飯還要為燒柴發愁。

我們知青下鄉的第一年是吃國家供應糧，但還要靠自己勞動，不僅要去拉糧食，回來還要自己加工糧食。我們費很大勁，把糧食從文安驛拉回梁家河，有麥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這些糧食是半成品糧，我們住的那個窯洞前面有個碾子，我們用毛驢或騾子拉那個碾子，加工糧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盤磨成更細的玉米粉，可以做團子吃。一開始我們干這些活都是很費勁的，趕不好毛驢，拉不好磨，加工糧食耗費很多時間。所以我們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糧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飯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們才吃麥子，因為麥子加工起來最麻煩。

采訪組：您能講一下你們當年在梁家河勞動的情況嗎?

王燕生：剛到梁家河，我們就在基建隊，主要任務是打壩、拉土，我們在北京都沒有干過這樣的活兒，干得不熟練，村民就手把手教我們。千萬別小看這些簡單的體力活兒，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費力氣。起初，我們連挑水都挑不好。陜北的扁擔是用兩根又扁又長的木棍綁在一起做成的，立起來有一人多高。這種扁擔不像南方的竹扁擔，竹扁擔挑東西時會產生形變從而起到緩沖作用，而木頭扁擔特別硬，沒有形變，把所有重量結結實實地壓在肩膀上。我們用扁擔挑著兩個木桶到井邊，把水挑回住處，再倒進水缸。剛開始，我們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擔把肩膀硌得生疼，從井邊到窯洞，不算遠的路，要歇好幾次。幾趟下來，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沒水了，還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勞動就真的開始“上強度”了。剛開春時，夜還長，六點多鐘，天還沒亮，村里就開始喊：“上山受苦去嘍!”開春農忙，就是要起這么早，我們急匆匆爬起來還得刷牙。村民沒見過刷牙，說：“這幫北京來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畢，我們就開始跟著農民整地、送肥，不會干也要跟著干。

我們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農忙的時候就得往山上挑糞，這是又累又臟的活兒。挑糞的筐比較淺，里面裝滿漚好的農家肥。我們挑著糞上山，不但路遠，而且還要走那種“之”字形的羊腸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勞動強度很大。我們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盡量走快一些，結果力氣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沒有什么力氣了。慢慢我們就發現，農民上山的時候并不是健步如飛，而是慢悠悠的，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干農活兒，就像長跑一樣，不能一開始就沖刺，必須要保存體力。

夏收的時候，我們到山上去收麥子，麥地離村子大約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較高的地方。麥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碼放著，往回挑的時候，扁擔一頭擔一捆。挑麥子更累，一是因為距離遠，路不好走;二是因為無論多遠，中間都不能休息，因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麥子在地上一墩，麥穗就會散落，當時畝產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幾斤麥穗，損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麥子只能換肩，不能把扁擔卸下來休息。五里山路，挑著麥子，經常要走一個小時，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當時是我們村知青里年紀最小的一個。這些農活對他來說，真是難上加難。那時我們學犁地，雖然看著簡單，人家都是一個直線就過去了，但是我們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們一樣，干農活也是很不熟練，但他從不服輸，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練了。我離開梁家河以后，聽到他當了村支書的消息，還是有點吃驚的，沒想到他在農村扎根了。

采訪組：習近平和你們住在一個窯洞里，平時業余生活是什么樣的?有沒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時勞動歸來，我們就在窯洞里聽收音機，有時候村里的同齡人來找我們說話。我們這幾個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關系都很好，我們不僅從來沒有發生過矛盾，沒吵過架，沒打過架，而且關系非常親密。

我們平時在窯洞里看書，就用那種墨水瓶做的煤油燈來照明。有時我們也橫七豎八地躺著聊天，唱《外國民歌200首》，當時那本書還有手抄本，我們學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帶了很多書，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靜靜的頓河》，是四本硬精裝的大部頭，我借來看了一段時間，這也是我第一本認認真真、從頭到尾讀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網絡上看到近平在訪問俄羅斯的新聞報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們的房東張太平結婚，我們知青去鬧洞房。那年的春節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結婚的，一個是張太平娶劉金蓮，村民讓我們幾個知青都坐在炕上，稱呼我們是“中央來的”，把我們當上賓款待，讓新娘子給我們點煙。其實，我們也沒怎么鬧，因為我們對農村鬧洞房的習俗也不懂，就是跟著湊熱鬧而已。在農村，生活都比較平淡，像房東家娶媳婦這樣的新鮮事，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過了幾天，溝對面有一家結婚，他家的成分是富農，因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劃為“羊富農”，但是他家結婚也挺熱鬧，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樸實，不管上面“階級劃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結婚的是張衛龐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門女婿。沒多久，我們就和張衛龐熟悉起來。有一次，我跟張衛龐開玩笑說：“我還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張衛龐笑著說：“是，是!”張衛龐的岳父是村里的老書記，也是一位老革命，為張衛龐操辦婚禮之后，沒兩年就去世了。那時我已經離開梁家河了，后來聽說，近平專門到張衛龐家里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當年還有一件小事，我記不太清楚了，有機會可以考證一下。我們幾個知青在插隊時有一張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沒在照片里。當時具體在什么情況下拍的這幅照片已經記不清了。后來，我們都很奇怪，為什么會沒有近平?有的知青記得當時情況，說：“這張照片就是近平給咱們照的!”

采訪組：您覺得插隊生活艱苦嗎?這段知青歲月，對你們有什么影響?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隊生活，對于我們這些知青來說，主要是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們像農民一樣在黃土高原貧瘠的土地上勞動，缺吃少用，甚至還要為燒柴發愁。而對于近平來說，這還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壓抑，比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們這一撥北京插隊知青，八一學校的學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體到我們幾個知青里面，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級別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國務院副總理。其他人的父母，級別都不是很高。我的父親是一個北京司局級干部，在“文革”時期，我的家庭遭遇的沖擊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壓力就沒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們不難想象，近平所處的家庭環境，與插隊下鄉的艱苦生活比起來，會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我們幾個知青都在窯洞里聽收音機，當廣播里宣讀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近平在特別認真地聽。結果名單里面沒有出現他的父親習仲勛的名字。當時，近平雖然沒說什么，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情緒是比較失落的。他這個人比較堅強，不會對身邊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傾訴自己的苦悶，但是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敬愛的父親已經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運未卜;母親也過著受審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頭上還戴著“黑幫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個家庭四分五裂……這些，對于他，一個17歲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況且，一兩年之內，跟他一起來插隊的知青陸續都走了。我們都是先轉回老家插隊，再從老家當兵走了，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從老家參加革命，孩子要當兵比較容易。而且當兵這個出路是非常好的——那個年代，當兵是最光榮的，社會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習仲勛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解決，他的家庭受到的沖擊太大了。要尋找一條從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對那時的近平來說，實在是太艱難了。這種困境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是一種精神上的磨難，這種苦遠遠超過了體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近平沒有消沉。他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下決心扎根農村，立志改變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這七年時間內，他靠自己的苦干實干做出了一番成績。

后來，近平在接受采訪時講到了剛插隊時的迷茫和后來的轉變，這些我都非常認同，他講得非常實在。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每個人也都有一個礪練和成長過程，沒有“天生偉大”這一說。這也就是近平所說的“過五關”當中的“思想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