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村落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古村落保護須活態傳承

中國古村落文化遺產保護高峰論壇舉辦，專家認為——

古村落保護須活態傳承

3月31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鎮興賢古街一景。本報記者 王國平攝/光明圖片

“當前，一些傳統村落面臨‘輸血式’幫助，正在按照城市生活的樣態加以改造。這導致村子的名字雖然還在，但原有的歷史環境以及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很可能在盲目開發中被置換掉了，村子在文化上可能正在發生著‘基因’突變。”4月初，在福建南平邵武舉行的中國古村落文化遺產保護高峰論壇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祁嘉華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論壇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文物學會古村鎮專委會、福建省文聯和南平市委宣傳部聯合主辦。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圍繞古村落價值、古村落地方區域特色、古村落保護與發展途徑等話題展開探討。其中，如何正確看待古村落的文化內涵、如何認識古村落保護中“人”的地位成為討論的焦點。

古村落里藏著文化的“秘密”

“田園城市”“園林城市”“山水城市”……當人們在展望城市的美好前景時，是以鄉村為原點和坐標的。

“中國古村落的美，首先在于展示了人與自然和諧的依存關系。依山就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國村落普遍因循的法則，體現了中國人尊崇自然的原則。”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筑藝術研究所所長劉托說。

他以徽州宏村為例。宏村整體布局為“牛形”，背靠的雷崗山為牛首，村口一對古樹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為牛身，穿村而過的邕溪為牛腸，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匯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繞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橋為牛腿腳。

“‘牛形村’運用了類似‘仿生學’的設計手法，將村落布局與傳統農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萬物有靈’思想的活化。”劉托表示。

為何在古村落里走一走讓人感覺身心舒暢？劉托認為，這是因為古村落的生活節奏、簡單重復的生活模式給都市人提供了回歸心靈的鑰匙。

“傳統的古村落大多長年自然生長，較少外力干預，有節制，有秩序。這種美不只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更是指向人類追求自然而然的無為之美。”劉托說。

古村落歷來是實現德育教化的場所，是“躺”在大地上的傳統文化集成。比如懸掛在顯要位置的楹聯，就是家風家教的素材。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鄒氏家祠，大廳正柱上懸掛著這樣一副楹聯：“崇禮明義尊長愛幼子孫安居樂業，敬祖思宗涵韜養略世代遠矚高瞻。”南平市政協文史研究員鄒全榮說，這副楹聯旨在告誡后人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行為規范，同時也要不斷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放眼未來。

古村落建筑設計上的細節都是情感的維系。在我國傳統民居中，屋脊裝飾一般用龍、鳳、魚和雀鳥，但泉州古大厝用的卻是燕子。鄉村規劃專家駱中釗介紹說，在當地，燕子常被比喻成外出的親人。蓋房子用“雙燕歸脊”，屋脊還要起翹，傳遞著盼望親人歸的熱切心情。

而且，傳統民居的設計理念并不顯得陳舊。西南民族大學建筑學院院長趙兵通過對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宗科鄉日斯滿巴碉房的研究發現，這些藏族民居一般不占用平地，而是利用坡地，因地制宜，既節約了土地，又確保建筑外形優美，而且建房時充分利用當地大量的天然泥土、木、石等資源，幾乎不產生建筑垃圾，“這和當今城市建設中過度耗用建材，造成的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形成鮮明的對比”。

保護要見“物”，更要見“人”

“盡管當前古村落保護形勢大好，但依然沒有走出低谷，還處在落后狀態。人們更多時候充當的是老房子的匆匆‘看客’。”中國古村鎮專業委員會副會長、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長鄭國珍直言。

他說，修護好的歷史建筑，利用率低下、單一乃至空置現象普遍存在，繼續“空心化”。所謂的古村落旅游，多數屬于“亮寶式”的村落展示，引導說明簡單乏味，建設改造項目同質化明顯，特別是文化傳承缺乏后勁。

鄭國珍認為，古村落保護，在堅持對“物”的守望的同時，更要加強對“人”的關注，“古建筑是傳統村落的肌體，文化傳承是古村落的精神支柱，傳統村落里的人，也就是那里的生活形態、生產形態，是傳統村落里的‘心臟’。只有‘心臟’跳動了，村落才有活力”。

在祁嘉華看來，古村落保護關注“人”早就有之。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在河北保定22個村落成立“平民教育實驗室”，陶行知在南京成立“中華教育改造社”，梁漱溟在山東成立“鄉村建設研究院”，他們在設法復蘇農村經濟的同時，還興辦水利、改良耕作、修整公廁、營造環境，涉及農村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盡管頭緒很多，但是尊重民族傳統，以教育為核心，以啟發‘民智’為切入點的宗旨貫穿始終”。

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復興規劃設計所主任周珂說，古村落的規劃設計，不能單純為了“成功和好看”，過分強調所謂的創新、示范、標準和風情等外在形式，而忽視了村落長年積淀下來的自我風格，特別是當地老百姓的審美要求。

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大溪鄉曹家村是一處典型川西山區傳統村落。2013年強烈地震造成全村房屋嚴重受損。在災后重建規劃時，周珂明確規劃建設必須以“村民自治”為前提。項目組趁著在外工作學習的年輕人返鄉過年期間，組織了兩次開放性的討論會，聽取大家關于村落重建的意見。并依照法律法規，在村民委員會之下設立兩個自建委員會，讓大家一起參與規劃的編制和審定。

“我們把自己定位為‘技術服務者’，除原則性問題外，盡可能不加干預。這樣避免了統一規劃導致的特色缺失，也保障了村莊自我發展的多樣性和活力。”周珂說。（本報記者王國平 高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