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思想如何“洗腦” 線下蠱惑甚于網上！

6月3日晚發生在倫敦的恐怖襲擊事件造成7人死亡、48人受傷，警方指認的襲擊者中至少有兩名英國公民。這些人是如何被極端思想“洗腦”、成為恐怖分子的？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在4日發表的聲明中把本土極端思潮散播歸咎于互聯網，認為網絡平臺監管不嚴、為恐怖組織蠱惑群眾和招募新成員提供了“安全空間”。一些研究極端主義的專家則認為，比起網絡傳播，線下恐怖社團的蠱惑更危險。

【極端化，不該只由互聯網負責】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極端化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諾伊曼、副主任希拉茲·馬希爾共同為英國廣播公司撰寫了關于“極端化”發生原因的分析文章。文章指出，本土人員“極端化”過程很少是在互聯網上單獨完成的。

這一研究中心追蹤近5年來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戰場的外國戰斗人員，收集將近800名在西方國家長大、卻被吸收進“伊斯蘭國”等極端和恐怖組織的人員信息，包括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足跡，發現互聯網在傳播極端思想方面的作用可謂“復雜”。

胡拉姆·巴特是3日晚在倫敦橋附近被警方擊斃的三名襲擊者之一，其“極端化”過程可以說明這一點。

巴特的朋友告訴媒體，他發現巴特通過互聯網成為艾哈邁德·穆薩·賈布里勒的追隨者后，曾向當局舉報。賈布里勒是一名住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巴勒斯坦裔激進神職人員，在網上成功蠱惑了很多西方國籍的追隨者前往敘利亞參加“圣戰”。

極端化國際研究中心2014年發表的報告指出，作為研究對象的“伊斯蘭國”招募人員中，有一半以上都通過社交網站“臉書”或“推特”關注賈布里勒。

“我們發現，他（賈布里勒）并未公開煽動其追隨者訴諸暴力，或赤裸裸地鼓動他們去敘利亞參加‘圣戰’。相反，他扮演了意識形態上的鼓舞者角色，對武裝反抗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反對派力量的立場表達支持，讓追隨者感到不參加戰斗就問心有愧。”這份報告說。

不過，研究顯示，真正讓人思想和信仰走向極端化、以至加入恐怖組織的關鍵因素并非這些網上的宣傳，而是線下的實體社交網絡。

目前證據顯示，倫敦最新恐襲制造者中至少有巴特一人曾加入已被取締的極端社團“穆哈吉倫”組織。該組織首領是臭名昭著的英國本土極端分子安杰姆·喬杜里，2016年因煽動他人支持“伊斯蘭國”而獲罪。喬杜里在“優兔”上有自己的頻道，但其“粉絲”都與他個人在線下有緊密接觸，招募也是面對面進行的。

諾伊曼和馬希爾的文章說，喬杜里提供“一種社團的感覺，一種歸屬感，同等地位之人結成的圈子里的友情”。互聯網在散播信息、樹立恐怖組織“品牌形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很難取代一個現實世界中的招募者所散發的蠱惑能力。

國王學院專家指出，喬杜里的社交網絡與數十宗發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恐怖襲擊有關聯，也成功鼓動了數十名外國人員加入敘利亞“圣戰”。

文章說，互聯網企業固然有必要從網上撤下極端思想宣傳內容，但他們面對的是一場艱難的斗爭，因為不少像喬杜里這樣的傳教人員數年來一直在英國大街小巷散播他們的思想，卻幾乎從未受到什么挑戰。

【6年來的“預防戰略”沒起作用？】

倫敦恐怖襲擊發生后，特雷莎·梅說，英國反恐戰略應該有所調整，要嚴控和打擊本土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

事實上，2005年倫敦公交連環爆炸案和和2013年極端分子砍殺士兵案已讓英國政府意識到恐怖主義日趨本土化這一事實。2011年，英國內政部發布最新版反恐“預防戰略”（Prevent），鼓勵民眾、社區和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反恐。

宣傳方面，外交部等政府部門資助“溫和派”穆斯林社區團體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路演”、講座、辯論和文化活動，提倡主流伊斯蘭觀念，幫助人們認識恐怖主義真實面目；同時組織民間組織、媒體、恐怖襲擊受害人等群體，在極端思潮容易流散的地區開展反恐宣傳活動。

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以社區為主體的干預機制，防微杜漸。地方政府、警察局、學校、青少年管理部門、志愿者和社會工作者被要求按照一套“恐怖危險辨識指標”對易受極端思想蠱惑的“脆弱群體”、尤其是年輕人進行鑒別。這類指標包括：是否對恐怖主義和暴力行為表達支持，是否曾持有極端暴力宣傳物，是否曾登陸瀏覽支持極端暴力的網站，是否擁有武器、爆炸物等。以社區為依托，相關人員對“脆弱群體”提供咨詢和精神疏導。

英國教育部設有“預防極端主義工作組”，吸收了大量反恐專家，對英國各類學校進行監督，防止有人利用在學校里傳播極端主義思想。教育部還為全國學校發放“反恐教育”工具書、指南、教學設備，提高學生反恐意識。

政府還開通了面向全民的“網絡恐怖資料舉報平臺”，接受匿名舉報，并設立了從事網絡反恐的專職部門、隸屬倫敦警察局的“互聯網反恐處理中心”（CTIRU）。網民舉報的網絡涉恐信息被反饋到CTIRU，由反恐專家進行分析鑒別后，與網絡服務提供商合作，對恐怖資料采取清除、屏蔽等措施。（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