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檢測：我們真的想知道結果嗎？

英國金融時報網20日發表該報美國商業資深記者為大衛·克羅撰寫的題為《基因檢測：我們真的想知道結果嗎？》的文章。文章說，我的母系親屬有多人患了癌癥。我做了一次基因檢測。但如果沒有治愈之方，提前知道了結果又有什么用呢？

這是我永生難忘的通話之一。我媽媽的大哥、我們家的實際領袖約翰舅舅打電話告訴我他得了前列腺癌。那是2006年的冬天，當時我們還沒充分意識到他病情的嚴重性，但很快他的身體明顯變得非常糟糕。他１年內就去世了，享年64歲。

在約翰舅舅的診斷出來后不久，他的兩個弟弟也接受了前列腺癌檢查，發現他們也患有這種病。艾倫舅舅又活了10年，但去年年初，他在與食道癌抗爭了很短一段時間后去世了，那時他剛過完59歲生日沒幾周。比爾舅舅排行老二，他也康復了，但后來他的一個腎上長了一處惡性腫瘤，上個月做了單側腎切除手術。

我們家族的人都堅信自己會受到這種遺傳性詛咒的折磨。在我們了解到前列腺癌和卵巢癌之間存在明顯的基因聯系后，這種信念更加根深蒂固——1984年，我母親死于卵巢癌，當時我出生才9個月，而她只有35歲。

當約翰舅舅去世時，我從未想過我自己也可能死于癌癥的命運；和大多數20多歲的人一樣，死亡距離我非常遙遠。但隨著時間流逝，我開始思考自己是否可能遺傳到了這種病的致病基因。直到3年前，當我搬到紐約，為英國《金融時報》進行有關醫保的報道時，我才發現了找到這類答案的可能——接受遺傳性癌癥基因檢測。

遺傳檢測是個利潤豐厚的行業。去年，該行業成立最久、聲望最高的巨數遺傳公司在遺傳檢測方面創收6.32億美元，其中包括分析28個基因（相關基因缺陷可能導致患癌風險上升）的“我的風險”檢測。以我為例，與我關系最大的基因是BRCA1和BRCA2。其中任何一個基因出現有害變異的男性，罹患惡性前列腺癌的風險都會大大上升。

每５個患有卵巢癌的女性中就有一個人在這類基因上出現了變異。2013年，女演員安吉麗娜·朱麗在進行巨數遺傳檢測后接受了預防性雙乳切除術。她的檢測結果表明，她在BRCA1基因上存在變異，這大大增加了她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風險。隨后她接受了卵巢和輸卵管切除手術。

想要進行遺傳檢測的人，第一步是尋求遺傳顧問的幫助。遺傳顧問是指通過梳理個人的家族遺傳史來發現患病風險的科學家。我的顧問是巨數遺傳的謝利·卡明斯，不過其他顧問在醫院或學術機構工作。卡明斯多次打電話問我關于每個診斷出癌癥的家庭成員的情況：第一個腫瘤出現在體內什么位置？擴散了嗎？是否已死于那個腫瘤？從確診到去世經過了多久？

最終她繪制了詳細的家族圖譜。男性以方塊代替，女性以圓圈代替。被診斷出癌癥的人打上了陰影，而死于癌癥的人則用一條斜線劃掉。我母親這邊的海斯家族情況堪憂。在7個核心家庭成員中——父母和５個孩子——５人被診斷出患有某種癌癥，其中只有１人逃過一劫。

我的姨媽阿爾瑪是海斯家５個孩子中唯一一個從未診斷出癌癥的人。她的母親、我的外婆也死于癌癥。她不用看圖譜也能體會到那種失去的痛苦。“看著所有照片，發現自己差不多是唯一一個還活著的人，”她說。“這很可怕，你會問自己為什么老天爺沒有像摧毀我們家一樣摧毀其他家庭。”

阿爾瑪姨媽62歲了，去年在艾倫舅舅去世后不久，她曾經考慮過接受遺傳性癌癥檢測，并且找到了１名基因顧問。但是她沒有完成檢測。“我那時很恐慌，我身體的一部分現在仍然覺得應該做檢測，但我已經安于現狀了。如果我得了癌癥，那就得了。我身體的一部分不想知道結果。可能就是運氣不好而已。”

遺傳性癌癥檢測必須由醫療專業人士下單，因此我被轉給了干練的腫瘤學家朱莉婭·史密斯。她從業30多年，在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執業。在她的候診室里，我就像個騙子，周圍坐的都是病情嚴重的病人，但在看完我的家族圖譜后，她給出了一個連我都聽得懂的醫學意見：“哇。”

史密斯醫生給我抽了幾管血，然后放在泡沫信封里，快遞到巨數遺傳位于鹽湖城的總部。由于摩門教為了給逝者洗禮而對追蹤血統一事頗有執念，鹽湖城成了基因科學的中心。每天有成千上萬份myRisk檢測樣本送達該公司的實驗室，被貼上條形碼后，進入機器人生產線，接受856個步驟的檢測：DNA從血液中提取出來，之后放入一個巨型測序儀——看上去和IBM很久以前的超級計算機差不多。

該公司分別對２８個癌癥相關基因進行逐個分析，從而得出一個原始基因序列，再與“正常”基因進行比對。每個人的基因序列都和參考基因有所不同，但是巨數遺傳把所有變異歸為３類：“惡性”變異，意味著這類變異已經證實會增加個人患癌概率；“良性”變異，已經證實不會增加患癌風險；或“不確定”變異，意味著尚未得出結論。

巨數遺傳的首席醫療官喬納森·蘭開斯特出生于威爾士，是一名腫瘤學家。他形容這一分類階段為“技藝”，稱這一步出錯的幾率最大。“現在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買到測序儀，大概不出１個星期就能搞明白如何安裝并操作機器，這樣一來我們把DNA放進去就可以得到DNA序列了。”他表示，能明確指出某一變異是否危險要難得多。

蘭開斯特醫生把１個人的基因序列比作１本厚書，并把人的身體形容為一臺DNA“閱讀機”。每個“字”都會向人體發送信號，以生成維持人體健康運轉所需的特定蛋白質。但問題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基因中都充斥著打字錯誤或拼寫錯誤；按照嚴重程度，這些錯誤可能導致包括癌癥在內的多種疾病。

良性或無害變異就像是把“工具”打成了“土具”，根據上下文可以輕松理解。蘭開斯特醫生解釋稱：“DNA閱讀機可能會卡殼，遲鈍一會，但最終還是會生成蛋白質。”當拼寫錯誤，即變異更嚴重時，就會出現問題，比如把“工具”寫成了“江具”。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閱讀機可能就讀不出來了，因此不能正確地生成所需蛋白質”。這種錯誤可能會帶來致命后果。

在基因檢測出現后，爭議隨之而來。1994年，當巨數遺傳的創始人馬克·斯科尼克發現BRCA1基因序列時，曾有評論人士自信地預測這會導致定制嬰兒的出現，由此帶來新一波優生學浪潮。還有人譴責巨數遺傳為BRCA基因申請專利的決定——此舉令該公司獨享測試基因缺陷的權利，并有效壟斷了這一市場，直到2013年美國最高法院終結了該公司維護其知識產權的長期戰斗。

未來幾年，這場爭論將變得更加激烈。距離人類基因組解碼已經過去了１６年，但直到如今該項目才開始破譯重大的科學發現，包括與癌癥和其他疾病相關的基因缺陷，以及新研發的針對這些疾病的精準施藥。多國政府參與了這場數據掘金潮，建立了巨大的基因信息庫。學術機構也加入其中。它們往往由大型制藥商和谷歌等科技公司的運算能力提供支持。人們希望通過處理數據，發現可能預測疾病的生物學線索，即“生物標志”。

硅谷公司Grail致力于研發基因測序，以期在腫瘤DNA發展為晚期前盡早發現其碎片。憑借這個使命，該公司已從比爾·蓋茨和杰夫·貝索斯等投資者手中融資１１億美元。“終極目標是通過血型檢測，實現早期癌癥篩查，”位于紐約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腫瘤學家佩德拉姆·拉扎韋表示。他于上個月展示了Grail技術的臨床實驗，好評如潮。

如果Grail這樣的努力最終大獲成功，那么有朝一日所有人都能定期篩查癌癥，這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但圖了什么呢？迄今為止，疾病檢測的能力正在超越發現新療法的速度，這便指向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未來——我們知道自己會早逝，但卻無能為力。

在不久前的年度報告中，英國首席醫務官薩利·戴維斯承諾“讓遺傳學的夢想覆蓋盡可能多的人”，敦促醫生和管理者普及變革性的基因技術應用。但是，在我去年年末采訪她時，她明顯擔心對健康人廣泛應用基因檢測將導致一代人出現“疑病癥”。她告訴我，無病癥的患者可能拿著３０頁的復雜數據，不停地轟炸他們的全科醫生，要求花費巨額費用對各種病痛進行推測性的檢查。這種現象會進一步威脅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已然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

戴維斯醫生還警告會出現信息過量：病人將發現數不清的基因缺陷，但醫生很難告訴他們這些缺陷意味著什么。“我已經算相當了解基因組了，都無力應對，”她稱。“我們將不得不向公眾解釋，外面有很多不負責任的人給了你數據，可他們不懂這些數據，而身為醫生的我們又解釋不了。”

此外，戴維斯醫生表示，一些病人有可能會利用基因檢測結果作為放棄健康生活的借口。這可能會破壞多年來相關部門對公眾普及的有關飲酒、吸煙和高熱量食物危害的健康宣傳。

距我初次登門后剛過１周，史密斯醫生的辦公室聯系我安排咨詢。我的檢測報告的首頁頂端印有一行綠字，上面寫著：“結果，陰性。沒有發現具有臨床意義的變異。”史密斯醫生很快指出，這并不是說沒有危險。“這并不意味著你不會得癌癥，只是你沒有我們現在已知的遺傳性癌癥綜合征，”她告訴我說，“你應該接受更密切的跟蹤，因為根據你的家族病史，你身上存在我們尚不了解的基因關聯的可能性較大。”她建議我立即開始進行前列腺癌篩查。

原來，即使我的BRCA變異檢測結果顯示陽性，她的建議——即早期篩查——也會一模一樣。我不禁問一句，為什么要接受檢測呢？或許是因為假如我的結果呈陽性，我就可以提醒阿爾瑪阿姨和我的表親們去做個檢測，看看他們是否也攜帶這種基因缺陷。那些有孩子，或者正計劃生孩子的人可能也想檢測一下自己是否有患病風險。此外，知道了自己是否存在基因變異，一旦未來被診斷出癌癥，有助于你的醫生決定采取哪種治療方案。

但是很多腫瘤學家都告訴我不用擔心。“這些基因可能是你的家族病史的根源，但即使你出現了變異，事實上你也沒別的什么辦法，”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基因業務主管肯尼思·奧菲特表示。

奧菲特給我做的巨數遺傳檢測——即一個“多基因包”檢測大量基因缺陷，而不只與前列腺癌有關——格外不滿。他傾向于“點菜式”檢測，即醫生只檢測那些與個人家族病史直接匹配的基因缺陷。

巨數遺傳檢測中最具有爭議的基因或許要算CDH1。該基因出現變異的人有極高風險罹患胃癌：差不多70%的概率，而普通人罹患胃癌的概率為0.6%。即使病人沒有患有胃癌的家屬，一些腫瘤學家也會建議其預防性地摘除整個胃——該手術將把食道直接連在小腸上，這將改變病人的一生。一些醫生認為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過激反應。

跟全基因組測序相比，上述多基因包只是滄海一粟。全基因組測序要檢測將近２萬個基因，可以發現與大量疾病有關的基因缺陷。如果分析正確，其結果可以預測一個人是否可能罹患多種疾病。

近年來基因檢測的價格大幅下降，從10年前的1000萬美元降至如今的1000美元出頭。今年早些時候，測序儀制造商Illumina表示，估計可以進一步把成本削減至100美元，使發達國家幾乎所有人都能買得起。

今年４月，２３andMe成為了美國首家獲得監管機構批準的公司，可以直接面向消費者出售基因檢測服務。其檢測結果可以預測人們是否易患帕金森病和阿爾茨海默癥等10種疾病。該公司對測試設備的收費是１９９美元，可以網上下單。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的前妻安妮·武伊齊茨基，是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

檢測者要做的只是在采樣管內吐入口水，再把采樣管寄出。但鑒于目前尚無延緩或逆轉阿爾茨海默癥的療法，那知道了又有什么意義呢，特別是知道后可能導致你的人生悲哀而痛苦？保持愉悅的不知情多好？

奧菲特醫生表示，“醫療福利”與“個人效用”不同。他稱，阿爾茨海默癥可能無藥可治，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不能為病發后的看護提前存錢，或是選擇購買長期保險。（不過，我懷疑是否有保險公司愿意給自己下套，向早晚會生病的人出售保險。）

不過，我所做的測試——也是目前所有基因測試——的最大局限在于，它所繪制的結果仍然相當不完整。基因科學有點像我們對于外太空的理解：我們現在對外太空的了解遠遠超過過去，但仍然只是真實情況的一小部分。很多科學家都認為，目前被歸為無害或良性的基因變異累積起來，實際上可能是導致疾病的主因。所有這些被認為無害的解讀錯誤，那些把“工具”寫成“土具”的錯誤，也許累積下來最終會傷害我們。

我還沒碰到過哪個腫瘤學家認為我們家高得出奇的患癌率只是巧合，也沒有誰認為我得到的陰性結果在某種程度上讓我脫離了危險。相反，他們都認為其中存在某種目前尚未發現的基因聯系。奧菲特醫生警告稱，“你是躲不過你這樣的家族病史的。”

但是我現在發現我從未真的想知道自己是否會生病。在經歷了這一切后，我現在堅定地站在“知道有什么意義呢？”陣營。我考慮的是另一個問題：為什么癌癥幾乎讓整個家族全軍覆沒呢？為什么是我家呢？雖然現代基因學取得了諸多奇跡，但我尚未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