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規劃出爐 “黑科技”再迎新風口

近日，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面向2030年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部署構筑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這一規劃的出臺，為推動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爭奪科創前沿高地吹響了沖鋒號。

剛剛過去的一周，我們被人工智能頻繁刷了頭條。京東將在四川建185個無人機機場，四川省商品可在24小時內送到中國任何城市；聯想2017全球創新科技大會上，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宣布聯想已賭上身家性命去押注AI……

7月20日，國務院正式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簡稱《規劃》），“人工智能”這個被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帶火了的“熱詞”，有了國家規劃和戰略布局。

《規劃》指出，到2030年我國人工智能將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過10萬億元。面對萬億的產業規模，企業紛紛搶灘布局AI。不少人感嘆，得人工智能者得天下。

“《規劃》是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的第一個系統部署的文件，也是我們面向未來打造先發優勢的一個指導性文件。”7月21日，科技部副部長李萌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說，《規劃》重點對2030年我國新人工智能發展的總體思路、戰略目標和主要任務、保障措施進行了系統的規劃和部署。

人工智能何以提升至國家戰略

“新一代人工智能涉及解決我國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等重大需求問題，關乎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已成全球國家層面爭奪戰略制高點的目標。”中國科技法學會人工智能法專委會副主任、中科院大學公管學院法律與知識產權系副教授劉朝在7月23日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規劃》將人工智能放在國家戰略層面部署，不僅為國家近期相關戰略的制定和已有戰略的實施提供決策依據，也為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提供戰略指引。

事實上，我國對人工智能領域的布局已有超前部署。2015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將“人工智能”列為推進“互聯網+”重點領域發展目標任務；2016年，《“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明確指出重點開發人工智能等技術；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入“人工智能”，新近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人工智能”將“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從頂層設計到具體落地，《規劃》對人才引進、配套法律法規、財政和資源支持等多方面都有相應考慮。”劉朝說，這有助于激發社會介入人工智能產業的積極性，對高端人才、風險防范和有序競爭等難題提供政策指引。

“三步走”戰略有什么深意

本著“科技引領、系統布局、市場主導、開源開放”的基本原則，《規劃》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人工智能產業成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實現重大突破，部分技術與應用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第三步，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人工智能“三步走”，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三步走”戰略目標有怎樣的邏輯？科技部創新發展司司長許倞說，《規劃》的核心不僅是推動人工智能技術進步，而且考慮智能經濟、智能社會發展，希望通過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和應用來加速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進程。

記者注意到，“三步走”的目標中，首先強調了技術和應用，而非理論突破。對此，劉朝解釋說，人工智能雖已經歷60年的發展，但基礎理論和應用基礎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而我國的人工智能基礎理論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缺少重大原創成果作為基礎來支撐。因此實現理論突破尚需時日。

李萌強調，如今的中國人工智能技術，雖已躋身全球第一梯隊。但在基礎理論、核心算法、關鍵設備、高端芯片、重大產品和系統方面的原始創新成果還較少；在人才儲備和產業生態上，同樣亟須補齊短板。

人工智能領域怎樣進行軍民融合

業界評論，隨著頂層設計框架的搭建完成，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有望在政策支持下持續提速。值得關注的是，《規劃》將“加強人工智能領域軍民融合”列為六大重點任務之一，那么，大數據的開放開源與軍事安全如何兼顧？

“《規劃》對人工智能的軍民融合應用，強調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兼顧了市場和國防各自的地位和發展規律。”劉朝說，促進軍民科技成果雙向轉化應用，是亮點也是難點之所在，主要的障礙在于能否真正落地。

至于大數據的開放開源與軍事安全的協調，劉朝認為，難點在于邊界的把握。開源協議及相關文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調整平等民事主體的契約關系，和軍事、安全之間是私法與公法的關系，“在這一法律框架下，謀求精細妥帖、可操作性的規則和實施守則是關鍵。”

如何掌控更“聰明”的人工智能

此前，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公開表示，人工智能將是中國引領全球最好的機遇，因為中國不僅政策相對開放，還擁有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海量數據。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就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受腦科學啟發的類腦智能機理綜合起來的理論、技術、方法形成的智能系統。

李萌表示，跟前60年相比，新一代人工智能不但以更高水平接近人的智能形態存在，而且以提高人的智力能力為主要目標來融入人們日常生活。在人臉識別技術等越來越多的專門領域，人工智能的博弈、識別、控制、預測甚至超過了人腦的能力。

雖然新一代人工智能更“聰明”了，但是國家也漸漸開始掌控這匹黑馬的韁繩，不能讓它“脫韁妄為”。為此，《規劃》將人工智能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問題，那么，風險防控是否能應對技術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

劉朝指出，《規劃》融合了人工智能的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并兼顧國際戰略視野和本國國情；既謀求長遠發展，又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可能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尤其對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倫理和社會問題給予特別重視，在‘保障措施’中，把制定促進人工智能發展的法律法規和倫理規范‘列在第一條’。”

李萌坦言，總體而言，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和技術應用，對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影響是可控的。比如對就業的挑戰、對社會倫理的影響，《規劃》中都有考慮部署，明確提出“把握人工智能技術屬性和社會屬性高度融合的趨勢”，就是要實現發展與規制的協調。

“《規劃》中關于風險和影響的描述，表明了國家戰略層面對人工智能風險的關注和防范，有助于消除人們對人工智能的過分擔憂和莫名恐懼。”在劉朝看來，就現實中可預測的風險來說，《規劃》涉及的比較全面。但最大的問題是，囿于基礎理論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帶來驚喜還是風險目前難以預測，這一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在《規劃》實施中密切關注。（記者 劉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