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甘肅書記：習仲勛號召干部走出“衙門”深入鄉村

今年10月15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習仲勛同志這位長期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令人尊敬的兄長，他那以人民為本、甘為民仆的執政風格，腳踏實地、求真務實、樸實無華的工作作風，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襟懷坦蕩、勇于擔當的優秀品質，都深深地感染著我。他的音容笑貌時刻縈繞在我心頭，激起我對他的深切緬懷和無盡思念。

習仲勛同志的一生坎坎坷坷，但轟轟烈烈

習仲勛同志1913年10月出生于陜西富平，長我10歲，參加革命早我10年。13歲就參加革命的他，15歲參加學生運動時被捕坐牢，在獄中英勇不屈，參與領導獄中斗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后，又受命到楊虎城部開展兵運工作，1932年4月在甘肅兩當組織發動兵變，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影響很大，不但鼓舞了從事革命斗爭的同志們的士氣，更重要的是極大地震懾了敵人。早在1931年起就與習仲勛同志一起戰斗的王世泰同志(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在和我回憶往事時說過：“兩當兵變是在仲勛同志的親自領導和指揮下，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搞起的一個營的兵變，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價是常人所不能夠的，而且居然搞成功了；后來雖然失敗了，但無論如何，兩當兵變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我當時也是從事兵運工作的，深知搞兵運工作的酸甜苦辣，要發動一個營的兵變，沒有足夠的勇氣，沒有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毅力，沒有無私無畏超人的膽略，是絕對辦不到的。他雖然年紀輕輕，卻承擔著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重任。所以，我認為在我們同代人中，他謀略過人，確實是個難得的人才。”

習仲勛同志自20歲起歷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1934年11月，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和劉志丹等同志參與創建了先后以照金為中心和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1935年9月，22歲的他在錯誤肅反中被關押，黨中央和毛主席長征到達陜北后才得以釋放。1936年1月，習仲勛同志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之后，隨紅軍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同年9月赴關中，先后擔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中共關中分委書記等職務。組織領導關中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斗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習仲勛同志在關中戰斗、工作了36年。1943年2月，他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在綏德，他領導大生產運動，鞏固和發展“三三制”政權。在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堅決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大批干部和群眾。黨的七大上，習仲勛同志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他受毛主席指示，領導策動了橫山起義，接應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央的戰略部署，他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陜甘寧邊區的戰役，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作為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后方支前，可謂能文能武，身經百戰，屢建功勛。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在此期間，面對西北地區民族成分復雜、反動勢力猖獗、叛亂事件迭起的嚴峻現實，習仲勛同志創造性地開展統戰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他從西北地區的實際出發，把黨的統戰思想運用到西北特殊的統戰實踐中，經過不斷發展與完善，探索出了一套獨具特色的關于統戰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團結了一批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維護了西北地區的社會穩定，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他對統戰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贏得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后來，仲勛同志又奉調中央擔任中宣部部長。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長期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國政民事，事必躬親，充分展示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然而，這樣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卻在1962年9月因一部《劉志丹》長篇小說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長達16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歷史再次把習仲勛同志推到時代潮頭。當時的中國創傷累累，百廢待興，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作為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65歲的他受命主政廣東，“殺出一條血路”，成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先驅。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習仲勛同志幾經坎坷，身陷磨難，也受到過不公正待遇，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不改，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誠不變，突顯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和崇高氣節。

習仲勛同志對隴塬大地和甘肅人民有著特殊的情感

我從1954年起就一直在甘肅工作。在甘肅歷史發展的豐碑上，在慶陽老區群眾的口碑中，關于習仲勛同志的感人事跡實在是太多了。1930年春天，中共陜西省委派習仲勛同志到長武縣楊虎城部的警備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從事兵運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在陜甘地區革命斗爭的生涯。1932年4月，他親自組織指揮發動“兩當兵變”。之后，和劉志丹等同志一道，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在陜甘邊創造性地開展軍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建設，創建并鞏固擴大了先后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1930年起到1952年20多年的歲月里，習仲勛同志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直接組織指揮保衛陜甘寧邊區，解放大西北，建設大西北，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傳奇故事。有一次我去環縣調研，當地群眾一連給我講述了關于習仲勛同志的好幾個故事。有一天，習書記和茍廣德(當年任洪德鄉貧協主席)一塊下鄉工作，傍晚時分，茍廣德不慎扭傷了腳，疼得無法行走，習書記就硬是把茍廣德給背起來，走了兩里多路程。有一次，縣委的通訊員狗娃拉痢疾病倒了，習書記親自給他抓藥并煎好讓他服用，把狗娃感動得熱淚盈眶。還有一個故事，有一戶姓梁的群眾家娶兒媳婦，當時，當地群眾識字的很少，沒有人能寫對子，有人提議能否求求習書記，讓他來寫。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紅紙來找習書記。習書記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并很快地寫出了一大四小的五副對子。有趣的是，洞房的門上，習書記還用這對新人的名字寫成了一副雅俗共賞的“潛字聯”。就是這樣，經過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很快，“共產黨的縣委沒有衙門架子”等評價傳揚開來，人民群眾就更加熱情地支持縣委的工作，使黨的基層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革命力量進一步發展壯大。

甘肅人民忘不了習仲勛同志，習仲勛同志也一直心系著這里的人民群眾。1952年9月后，習仲勛同志雖然到中央工作了，但在百忙之中，他依然經常關心、關注著甘肅的建設和發展，惦記著慶陽老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牽掛著環縣的脫貧致富。每當有老區的干部、群眾到北京，他總是抽出時間會見、會談。凡是匯報到老區工作和建設方面的事情，他都認真地傾聽和過問。1958年冬天，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同志來甘肅調研，視察了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他稱贊該工程是“很重要的工程”，并鼓勵在場的同志“要艱苦奮斗、堅持苦干，為甘肅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1984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甘肅定西地區調研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習仲勛同志在這份材料上批示：“費孝通先生的調查，是理論結合實際，經過認真分析論證之后提出的好意見，是值得重視的，也是可行的，請子奇、光毅同志參閱，并制定出規劃，提出具體措施，分期實施。”對此，甘肅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在充分分析認識省情的基礎上，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集思廣益、銳意改革，逐步理清和形成了全省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三條路”的隴原發展戰略方針，即“有水的地方走水路”，興修水利，擴大灌溉面積，發展高產農田；“沒水的地方走旱路”，興修梯田，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水旱路都走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組織勞務輸出，開展移民搬遷。還確定重點建設河西走廊、沿黃灌區、隴東三大糧倉。我們還提出了一個特別符合甘肅中部地區實際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壞，五年解決溫飽，十年糧食過關”的奮斗目標，強調種草種樹，大搞小流域治理，努力改變生態環境。由于政策好，天幫忙，人努力，甘肅農業連續實現8個豐收年。聽到甘肅人民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的消息后，習仲勛同志非常高興。

1993年后，盡管習仲勛同志已經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但他只要聽到甘肅的建設發展情況就特別興奮，幾乎每次見到我都要問：“蘭州建設得怎樣？慶陽老區的情況怎樣？西峰現在怎樣？環縣怎樣？”2000年6月，習仲勛同志的夫人齊心偕子女代表習仲勛同志專程來到環縣，走訪了習老當年在曲子、洪德等地工作過的地方，與老同志、老房東們座談、合影，問長問短，關心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給當地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年7月，我又一次到慶陽看望老區人民，并參觀了南梁革命紀念館。凝望著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領導的珍貴照片和歷史遺物，我仿佛又回到了浴血奮戰求解放的陜甘邊斗爭年代。面對著南梁革命紀念碑，我默默地說：“先烈們，安息吧！你們的鮮血沒有白流，老區人民會永遠記著你們的豐功偉績。”今天的南梁革命紀念館已擁有了“甘肅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甘肅省國防教育基地”“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全國百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等多項殊榮。市縣兩級政府大力開發紅色旅游資源，給當地群眾帶來了很多就業機會，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甘肅人民、慶陽老區人民以今天和諧幸福的生活告慰著習仲勛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習仲勛同志是實踐黨的群眾路線的典范

在與習仲勛同志一起戰斗過的王世泰、馬文瑞、黃羅斌等老同志的回憶中，我聽過很多關于習仲勛同志熱愛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生動事跡，這些事跡也在慶陽、西峰、環縣的群眾中廣為傳頌著。

從多次武裝起義成功、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陜甘邊紅軍領導人意識到：有沒有發動和組織群眾參與，有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有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是成敗的根本原因。所以，1934年11月7日，以習仲勛同志為主席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即南梁政府)成立后，習仲勛同志在南梁地區一村一村搞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提出并實施了土地政策、財政糧食政策、軍事政策等“十大政策”，發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他還組織群眾生產支援前線，支持發行貨幣活躍邊區商貿市場，推動開放集市滿足人民生活需求，培養軍政干部保證紅軍和地方工作的需要，發展教育創辦“列寧小學”，掃除文盲提高邊區人民文化素質，使邊區到處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他還明確要求縣委各個部門都制訂和公布具體的工作計劃，特別是如何便于與群眾聯系和溝通的措施，要求全體縣委工作成員都要努力做到“關心群眾，不分你我”。他親自深入貧苦農民家中，訪貧問苦，宣傳革命道理；倡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把一些有覺悟、有膽識、能說會教的女青年培養成為婦女干部；積極發動群眾，建立農工會、貧農團和農民聯合會等群眾組織，以及游擊隊、赤衛隊等武裝組織。他常常教導縣委的工作人員：“我們一定得要牢記我們的使命，工作中，我們要一切服從黨的領導，不拈輕怕重，不躲奸溜滑；生活中，要關心集體、關心他人，聯系同志，時刻不忘人民的要求，讓根據地人民認識到蘇維埃政權是人民的政權，并努力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享有參政權，實現勞動人民當家做主。”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使習仲勛同志得到人民的廣泛擁護，使邊區政府的各項政策措施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

馬文瑞同志(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在回憶習仲勛同志時說：仲勛同志提過一個樸實的口號，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他說，“我們萬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如果我們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號召黨的干部走出“衙門”，深入鄉村，把黨的工作同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結合起來；只有通過人民，我們的任務才會解決得最快、最正確；革命中的“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

熟悉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為習仲勛同志扎實的工作作風、以民為先的品質，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都認為他是搞群眾工作的行家。1943年1月，毛澤東同志親筆為習仲勛同志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還曾評價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50年1月20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剛剛過了百日之際，《群眾日報》《人民日報》先后以《人民的忠實勤務員——習仲勛》為題，發表了介紹習仲勛同志革命經歷和優秀品質的文章。正是因為習仲勛同志這種質樸、親民、務實的工作作風，使他在百年之后還被廣大人民群眾無限懷念和熱情頌揚。

習仲勛同志是堅持真理的楷模

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習仲勛同志堅持真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不計個人安危，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33年8月，中共陜西省委和陜甘邊特委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擴大會議，即著名的陳家坡會議。這次會議是在陜甘邊革命形勢已經處于非常危急的時期召開的，主要議題是研究陜甘邊地區的革命力量如何統一行動、怎樣創建主力紅軍的問題。會議“從當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太陽大照時才結束”，會上兩種對立的意見“爭論得十分激烈”。時年只有20歲的習仲勛同志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在劉志丹等紅二十六軍主要領導人身陷終南山未歸的情況下，面對資歷較自己老的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見，旗幟鮮明地主張成立新的陜甘邊紅軍總指揮部，統一領導紅軍開展游擊戰爭。習仲勛同志的意見，對會議最后形成正確的決策發揮了關鍵作用，顯示出了他高瞻遠矚的洞察能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華。

1947年下半年，解放區土地改革在平分土地的過程中一度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左”的偏向，面對風靡一時的康生在晉綏搞土改的“經驗”，習仲勛同志明確提出異議和批評。在黨的會議上，他反復申說自己對老區土改的看法，一個月內三次上書毛澤東同志，直言反“左”。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習仲勛同志這些實事求是的意見，兩次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在“左”的偏差頗有來頭之時，敢于倡言反對，是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負責、擔當和奉獻精神的，這也突出地展現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大志向、大胸懷、大境界！

習仲勛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堅定信念還表現在參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中。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層浪，逐步形成全國性的大討論。習仲勛同志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態度鮮明。從6月開始，他領導廣東全省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6月30日，他在講話中強調：“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么用處呢？”在廣東省的黨政領導人之中，習仲勛同志是最先公開支持和贊成實踐標準觀點的。在全國，他也是率先鮮明表達自己觀點、大力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省級負責人之一。

在“兩個凡是”還很盛行的形勢下，如果表態不當，將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命運。盡管當時習仲勛同志剛復出不久，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態，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持真理、胸懷全局、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的大無畏精神。

習仲勛同志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領導、兄長

也許是因為我們倆都是13歲就參加革命的“小紅軍”，在陜甘邊有過共同而難忘的戰斗歲月，都曾在甘肅有過艱辛的革命歷程，都有10年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經歷，我們倆在一起時總有說不完的話，回憶不完的事。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寧夏的鹽池，陜北的定邊、靖邊、吳旗等地擔任游擊隊長、縣委副書記、書記時就經常聽到習仲勛同志的大名，那時他已是陜甘邊區領導人了，所以心里一直非常敬仰他。真正見到這位老領導，那已是1951年的事了。1951年，西北青年團工委在西安召開第一屆青年團代表大會，那時我任青年團寧夏省委書記，會議期間，有幸受邀參加了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同志的接見。他對青年工作發表了重要講話，使我們深受教育和鼓舞。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再次見到習仲勛同志時，已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期間的事了。我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黨的十二大。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習仲勛同志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央領導接見與會代表時，當我緊緊握住習仲勛同志雙手的那一刻，十幾年的委屈、十幾年的期待頓時涌上心頭，百感交集。當我正準備問候老領導的時候，習仲勛同志微笑著先開口了，他說：“子奇同志，我可早就知道你了，13歲時陜甘邊的小紅軍，‘左傾’路線的受害者呀……”習仲勛同志短短的幾句話，將一位老領導對部屬的關愛、痛惜和期望盡含其中，令我更加敬重和欽佩。黨的十二大以后，因工作需要，我和習仲勛同志接觸的機會就多了，幾乎每次去北京，我都要去看望這位偉大、寬厚、睿智的老領導。

習仲勛同志對我非常關心，這種關心是偉大的、深情的，因為這種關心不僅僅體現了老領導對部屬的關心，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對甘肅人民的特殊情感。他曾深情地對我說：“陜甘邊區時期，那里的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太大了。現在的老百姓有什么大事？吃飯問題、穿衣問題、住房問題、孩子上學問題、看病問題，這就是大事，得一件件地解決好。”

1983年初，中央委托習仲勛同志解決甘肅省委領導班子組成問題。在此之前，中央已派肖華同志對甘肅省委領導班子進行過一次考察。此次，中央通知當時甘肅省委書記處的11位領導同志進京，習仲勛同志逐一同我們談話，并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省委班子組成人選，擬由我出任甘肅省委書記。盡管我表示希望在行政崗位上熟悉、鍛煉一段時間再說，但1983年3月，中央還是正式任命我為甘肅省委書記。那時，習仲勛同志對我講了很多很多，我在驚異他對甘肅的情況之熟悉、對甘肅的認識之深刻的同時，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習仲勛同志對甘肅大地、甘肅人民的特殊情感。他說：“你們一定要帶領2600萬甘肅人民，把甘肅的事情辦好。不要自卑，要看到自己的優勢，玉門油田、白銀公司、金川公司、蘭煉、蘭化、酒鋼都曾給國家經濟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發展，一定要好好研究，為老百姓辦實事，把甘肅的工作抓上去。”

1993年以后，習仲勛同志長期在深圳休養，我堅持每年都去看望他老人家，直到他2002年5月去世。2005年5月，陜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習仲勛同志的家鄉陜西富平縣落成，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與各界人士一道，參加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領導、老兄長的紀念活動。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習仲勛同志用他的一生實踐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今年是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在我90歲高齡之時深深地緬懷習仲勛同志，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以總結歷史經驗、著眼未來發展為基礎，從前人的經驗中吸取營養，學習習仲勛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襟、膽魄、勇氣、毅力、人格和精神，繼承他們那種無私無畏、舍生忘死、襟懷坦白、大氣凜然、不計名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戰，用心踏實做好國家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每一件事。當前，全黨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我們更應該以習仲勛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楷模，開拓創新，積極進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習仲勛同志，甘肅人民永遠懷念您。(作者系中共甘肅省委原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