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孝順成為目前中國家庭的幸福密碼

西方社會多“利己型孝道”

謝妮可等一些在澳華人“存錢給父母養老”“給父母零花錢”等事跡經澳大利亞媒體報道后，在當地展開了熱烈討論。

一名澳洲網友說：“這些孩子是很負責任的一代，對父母的犧牲進行回報。而很多澳洲父母很自私，他們只想要‘美好時光’，讓孩子早早離家；中國父母卻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一直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彼此的互相幫助，正是他們成功之處。有多少澳洲人能從中國文化中學到點什么？”

對部分外國人而言，“孝順”這個帶有中國特色的詞還是一個新鮮事物。

斯達莉亞是一名正在德國讀書的希臘人，當記者輾轉詢問她對“孝順”的看法時，她第一反應是通過搜索引擎查詢這個詞，她的同學也表示從未聽說過中國的孝文化傳統。交流之后，斯達莉亞說：“雖然希臘沒有‘孝順’概念，但有類似‘尊敬父母’的文化，只是沒有孝文化在中國那樣的影響力、約束力。”

當然，孝敬父母的文化在西方是存在的，只是不夠普遍。“相對而言，西方國家養老更加社會化，而中國家庭成員贍養父母的壓力比較重。”杜鵬說，他在國外訪學時，有一個澳大利亞朋友，每周末都回家陪老年癡呆的父親吃飯聊天。

薩拉在美國一所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她對記者表示，一些美國人也孝順父母，但這在美國文化中并不是主流。

來自荷蘭的馬維克現在北京工作，他告訴記者，雖然自己沒聽說過“孝順”這個詞，但覺得中國人這樣的做法很好。他笑著說：“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能這樣孝敬我，讓我老了后不用自己孤零零地生活。”

湖北工程學院中華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平將孝道分為“利他型孝道”與“利己型孝道”。他對記者表示，“在中國，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子女希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因此絕大多數是基于血緣親情和倫理使命、不求任何回報的‘利他型孝道’。在西方文化中，與‘孝道’對應的提法有虔誠、感恩等，這種‘西方式孝順’多是基于市場化規則和履行法律義務的‘利己型孝道’。”

“中西方家庭觀也存在差異。”王平認為，中國人自古以來非常重視家庭和血緣親情關系，以家庭為核心層層外擴，形成了家庭—家族—社會—國家的基于人情的緊密關系。家，成為人們精神歸宿的原點。西方文化則強調以個體為核心，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是法律基礎上的契約關系，這種關系是松散的，因此家庭觀念并不濃厚。

新時代踐行新孝道

經常帶著愛人、子女回家，教父母學會上網，帶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這是5年前官方發布的新版“24孝”行動標準。如今，很多標準已經成為中國人孝敬父母時的自覺行為。

新孝道標準是相對于以元代郭居敬編著的《二十四孝》為代表的傳統孝道而言的。對于傳統孝道，很多學者認為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靈魂所在。例如，錢穆將中國文化本質上看作“孝的文化”，梁漱溟將“孝”列為中國文化的第13項特征，將具有民族文化認同的“孝”看作中國文化的“根荄所在”。

王岳川表示，孝文化價值需要重新審視。“我堅持認為，孝文化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王岳川說，中國古人強調生命修為從小的地方做起，所以孝對古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大事。新版“24孝”行動標準具有新時代的新思維，是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當代實踐。

隨著中國人口平均壽命增加和經濟水平以及社會服務水平提高，基于老年人視角的孝道觀也在發生變化。王平預計，老人的孝道需求將逐漸脫離基本生理范疇，向著“安全需要”、“歸屬感和愛的需要”以及“晚年人生價值自我實現的需要”邁進。

王平建議，應從發掘、揚棄、轉化著手，對傳統孝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型發展。首先，在人們的生活實踐中繼續發掘新時代的孝道資源。其次，摒棄“父母在、不遠游”“埋兒奉母”等愚孝，發揚“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等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統孝德。最后，在傳承孝敬父母美德基礎上，把繼承父志轉化為繼承前一輩振興中華的大志，讓孝道成為人們心靈中具有新時代特色的“文化基因”。

“我們要用人們看得懂、聽得進、學得會的形式，將孝道教育融入社會教育大系統中，在全社會形成代代相傳的向善氛圍。”王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