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反恐面臨哪些新挑戰？

2017年，打擊“伊斯蘭國”（IS）等極端、恐怖組織的斗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勝利。在慶祝勝利的同時，進入2018年后，國際社會在反恐領域仍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新挑戰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

新一波狂潮向全球擴散

在IS被擊潰的形勢下，新一波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狂潮正從中東向全球外溢和擴散。從世界各地來到中東進行“圣戰”的人員紛紛回流，對各國的安全和穩定形成嚴重威脅。比如，突尼斯有7000多人在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地進行“圣戰”，不少人已陸續回國。在阿富汗，從中東過來的IS人員已經建立新基地，發動了一系列恐怖襲擊。2017年發生在歐美多國的自殺性爆炸和駕車撞人事件，大多也是有“中東經歷”或受到IS極端思想毒害的極端分子所為。在非洲和東南亞，“博科圣地”、索馬里青年黨、伊斯蘭祈禱團、阿布薩耶夫等恐怖組織由于中東回流人員的加入再次活躍。

需要指出的是，一系列可能進一步催生恐怖、極端行動的激化因素也在不斷出現。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巴以沖突加劇、沙特—伊朗矛盾激化、也門前總統薩利赫被殺和也門內戰升級、日趨惡化的利比亞局勢，以及從西亞北非涌向歐洲的難民潮等，均可能導致IS2.0或“基地”3.0的產生。值得注意的是，光盤和網絡在宣傳恐怖、極端主義和“圣戰”思想方面也發揮了惡劣作用。

防暴恐分子回流遇難題

目前，在防止外來的、特別是從中東來的恐怖、極端分子回流和滲透方面，國際社會面臨兩大難題。

一是如何監控持有合法證件回國的“可疑分子”。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各國相關部門無法對這些人采取拘押等強制措施，長期實施有效監控又十分困難。

二是如何防止有極端思想的人員“升級”為暴恐行動實施者。近期發生暴恐襲擊的國家都出現這種情況：當暴恐行動實施者被抓獲或擊斃后，人們才發現他們的名字早已在“具有極端思想”的人員名單上；而有些人在有關部門的可疑分子名單上全無記錄，甚至被認為是“良民”。

專家們認為，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關鍵是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反恐合作，特別是提高情報交換和聯合執法的速度和效率；同時運用大數據等高科技手段實施更為精確的反恐行動。

國際反恐合作障礙重重

盡管國際社會的反恐合作取得長足發展，但仍然存在缺陷，也遭遇種種障礙。

首先，全球反恐合作仍受到美國以反恐求霸權戰略的干擾。例如在中東，美國把反恐當作實現自己地緣政治目標和國家利益的政策工具，導致國際反恐合作受到嚴重干擾。

其次，各國在反恐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利益差異，嚴重制約國際反恐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以中東為例，現在就有俄羅斯、美國、沙特分別領銜的三個反恐聯盟在各自為戰，已產生諸多矛盾沖突。

再次，國際反恐合作仍然對綜合治理重視不夠。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指出，美國反恐戰爭“首要的錯誤在于過分強調單純軍事行動的作用”。當前國際社會的反恐合作同樣存在這一問題，仍然以軍事打擊為主要手段，往往是應急性的治標行為。

第四，國家主權讓渡問題也影響國際反恐合作。參與國際反恐合作的國家需要付出的一個合作成本就是主權讓渡，即讓渡部分主權，如司法管轄權、領空和領土使用權等。然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許多國家都擔心過多的主權讓渡會導致外部勢力干涉本國內政，由此引發的矛盾往往成為國際反恐合作難以深入發展的障礙。近期，美國與巴基斯坦在反恐合作問題上矛盾、沖突不斷，就與此密切相關。

用高科技、大數據反恐

專家們認為，面對國際恐怖主義高科技化和意識形態化趨勢，運用高科技、大數據等手段反恐已是當務之急，其重點應是完善、提升反恐體系的防范預警機制、快速反應機制和后果處理機制。例如，采用大數據手段對“嫌疑犯”撒下嚴密、精確監控的天羅地網。又如，采用心理學方式和高端心理測試儀器研究宗教極端思想的根源和演變，盡可能對具有極端思想的人員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為應對恐怖團伙越來越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加緊研制、升級反恐裝備、特別是高科技裝備也刻不容緩。目前，新一代刑偵、技偵設備、防高爆設備、身份識別安檢設備、不斷升級的計算機硬件和軟件、高效無線和衛星通信器材、新式警用交通工具、高層消防裝備、防化特種器材等等，都應盡快充實到反恐作戰第一線。（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