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貧困成扶貧最硬骨頭：有人為不摘帽隱瞞收入

精神貧困成扶貧最硬骨頭：我是窮人我怕誰？

隨著脫貧工作進入深水區和關鍵期，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漸暴露。半月談記者在湖北、貴州、吉林、山西等地走訪時發現，部分地區貧困戶中存在較為突出的“等靠要”思想，不配合脫貧甚至抗拒脫貧的現象難以根除。“精神貧困”正成為脫貧攻堅路上難過的坎、難爬的坡。

“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

坐等扶貧干部主動上門、靠著底線政策苦捱、別人有的待遇一樣不能少……基層扶貧干部告訴記者，少數自身具備脫貧條件卻拒不主動脫貧的人令基層扶貧工作“傷透腦筋”。

“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的現象并不鮮見。“村里有兩個年輕單身漢，并沒有喪失勞動能力，卻連自己的茶園都荒著，基本不搞生產，得一天過一天，坐等當五保戶。我們曾多次前去做工作，可他們就是不行動。”湖北省鶴峰縣一位駐村工作隊隊長說，有些貧困戶產生了“日子過不下去有國家兜底”的心態。

“有個貧困戶，40多歲，身體健康，因為好吃懶做，老婆跑了。以前還種點地養活自己，現在家里的七八畝旱地干脆不種了，等著救濟。我們上午9點去他家，還沒有起床。”山西省一名扶貧干部說，一些貧困戶以前就懶散饞，不愿意勞動，現在一沒有生活來源就去找政府，給基層扶貧工作帶來“破窗效應”，其他貧困戶甚至受到這些“懶漢”的影響。

鄂西山區一位退休的縣委書記說，在精準扶貧過程中，有少數老百姓出現了這樣的心態：“我是窮人我怕誰！”“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誰！”少數貧困戶對上門幫扶的干部很麻木，認為脫貧是干部們的事，與自己無關。

記者走訪了解到，在目前的貧困人口中，除了一部分確因身體等原因無法自己脫貧之外，有相當一部分貧困戶屬于主觀上缺乏脫貧動力的“精神貧困”，把貧困歸咎于外因，一味“等靠要”。這種現象在短時間內難以扭轉。

“一些地區甚至還形成一種文化，認為犧牲休閑時間去獲得收入是很傻的事情，打打麻將、喝喝小酒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如果政府給他們扶貧救助，他們就正好借機減少勞動，扶貧變成了‘養懶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

“貧困老賴”為幫扶爭風吃醋

“評上貧困有本事，一讓脫貧就不干”，在一些貧困地區，有人不僅等靠要，還不愿脫貧摘帽。“有一戶貧困戶，我們去更新一下牌子，卻死活不讓我們換。”貴州省石阡縣大沙壩鄉余家寨村一位扶貧干部說，這戶人家看到就要脫貧了，便堅決不同意。

為了“不摘帽”，一些貧困戶不惜隱瞞扶貧成果。有第三方評估來村里調查脫貧成果時，村民故意不說實話，隱瞞收入，怕一旦脫了貧無法再繼續享受政策。“但是這樣對于扶貧干部們很不公平，明明工作有成效，卻無法被統計上，考核的時候還要被認定為不稱職，很冤枉。”一位扶貧干部訴苦。

此外，少數人見不得別人受幫扶。“憑什么他家吃低保，我家不能吃？”不僅自身缺乏脫貧主動性，甚至為了獲得幫扶爭風吃醋。遼寧丹東一位基層扶貧干部介紹，在給貧困戶改造房屋時，他們選擇了一個居住狀況最差的貧困戶先行幫扶，翻蓋住房。但沒想到，村里其他貧困戶看到后，都要求扶貧干部也為自己建房，標準差一點都不行。“我們沒辦法挨家挨戶都翻蓋，只能緊著最需要的先來，但是貧困戶一窩蜂圍上來，讓我們左右為難。”這位扶貧干部說。

“一些貧困戶逢年過節就找包保干部要東西，別人沒有的我也得有，我是貧困戶就得多給點，甚至還要挾扶貧干部‘我對你滿不滿意要看你的表現’。”山西一位扶貧干部說，扶貧先扶志，但現在一些貧困地區群眾的“志”欠賬太多，僅靠產業扶貧、資金扶貧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當地的“貧困生態”。

“精神窮根”從哪來？

從內因看，主要是貧困群眾自身條件較差；外部因素上，拼搏奮斗、向上向善的精神文化源泉始終無法滋養到一些貧困地區，導致這些地區形成了封閉落后的思想閉環。另外，一些扶貧措施不對癥、風險高，也會引發貧困群眾的反感甚至抵觸。

——缺動力，長期深度貧困令少數群眾失去脫貧主動性。國家電網湖北省鶴峰縣供電公司駐村工作隊隊長田永明說，他們駐村幫扶的走馬鎮李橋村造血功能弱，貧困戶看不到通過發展產業致富的希望，導致動力不足，積極性不高。有些貧困戶由于身上背著長期積累的債務，沒有膽量參與產業扶貧，生怕失敗，“寧可窮著”。

——缺“營養”，一些貧困地區成精神文化荒漠。“思想文化建設的主導地位沒有在農村樹立起來，導致一些群眾缺乏感恩之心，與現代公民的要求相距很遠。”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壩鎮黨委書記鐘迎松認為，當前農村文化、農民教育培訓等精神文明建設存在短板，部分地區的基層黨建工作流于形式，尤其對貧困黨員等缺乏有效引導。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脫貧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王鑫認為，一些地區金錢至上的理念不斷侵蝕傳統思想基礎，以前農村相對封閉，百姓比較淳樸，現在傳統道德約束力減小，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逐漸淡漠，久而久之部分貧困群眾便只想“獲得”、不講付出，只求利益、不思進取。

賀雪峰分析，在個別地方，一些資源直接下鄉讓“懶漢”“混混”反成了鄉村“舞臺”的中心人物，客觀上造成了獎勵懶惰、忽視勤勞，這對村莊傳統價值觀與秩序沖擊很大。“當前農村扶貧中，對貧困戶有著各種照顧，一旦被評為貧困戶，就能享受各種政策。”賀雪峰認為，這是部分地區“比窮不比富”的精神根源之一。

——缺信心，“錯配”扶貧引風險影響積極性。村民想養雞，偏偏送鴨苗；村里土地適合種地，非要搞苗木種植；明明市場上已經量大價低，還要上馬大型種養項目。一些地方在扶貧工作中出現的資源錯配問題不容忽視，這讓困難群眾看不到真正的脫貧希望，因此不愿參與甚至唱反調。

一些地方的扶貧工作沒有科學設計短期與長期并重的扶貧體系，要么只看重眼前利益，要么只顧著放長線釣大魚，三五年才能見效的項目村民根本等不起。“我們常聽到雞苗、扶貧羊被殺了吃等笑料，其實冷靜思考，在某種情況下這才是農民最理性的選擇。”貴州民族大學社會建設與反貧困研究院教授孫兆霞說。

貴州大學教授曾蕓認為，資源錯配是扶貧中最大的困境。正是因為觀念和措施方向錯了，與貧困群眾的期待和習慣背道而馳，所以一些扶貧干部每天白加黑地工作，國家投入了那么多錢，可貧困戶根本不說一句感謝話，還不斷上訪。

脫貧攻堅新課題：物質貧困、精神貧困雙扶持

“精神貧困”最突出的根源，是扶貧的方式和手段沒有精準面對實際矛盾，注重項目的名頭而忽視了實際效果，貧困群眾的失望情緒掩蓋了對脫貧的向往。面對當前的困境，最應該做的就是從思想根源上斬斷“窮根”，不僅要為貧困群眾營造積極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圍，更要厚植貧困地區精神文化沃土，精準對接貧困群眾的精神和物質需求。在加強政策宣傳之外，引導貧困村樹立良好新風，建立符合脫貧需求的鄉規民約，讓貧困戶“富腦袋”。

基層干部轉變思想，躬下身子“真扶貧”是改變貧困群眾思想的第一步。山西省民政廳基政處副處長王文廣認為，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們的困難和想法才愿意跟你說。

賀雪峰認為，需要大力開展文化扶貧，讓農民尤其是兒童接受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脫貧攻堅的老少邊窮地區往往是我國文化貧困最集中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扶貧不應只從經濟上著手，更要從文化教育上著手。

營造公平正義的文化氛圍是破解盲目攀比等不良傾向的重要對策。建立公開、透明的幫扶工作環境，推動扶貧賬目公開、流程公開，能夠避免一些貧困群眾“抓小辮子”，強化資金使用的效果和過程監督，保證扶貧資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激發內生動力，是告別貧困的根本性措施。山西省晉中市扶貧辦副主任路辰正介紹，他幫扶的貧困村“兩委”班子調整后，新當選的干部積極謀劃產業，村子2016年人均純收入超過2萬元，實現了整村脫貧。

創新產業扶貧機制，對接“真需求”，以扶貧“參與感”帶動脫貧“獲得感”，才能避免貧困群眾等待觀望。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高剛認為，扶貧資源的配給應從供給主導型轉為需求主導型，如尊重貧困戶的發展意愿，推行私人定制等菜單式扶貧。(半月談記者譚元斌 劉碩 孫亮全 向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