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下降的背后：我國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積蓄發展后勁

新華社北京1月24日電 題：出生人口下降的背后：我國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積蓄發展后勁

新華社記者陳煒偉、韓潔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第二年，我國出生人口卻出現下降，引發廣泛關注。官方統計顯示，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17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43‰，比2016年的1786萬人、12.95‰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盡管出生人口略有下降，但從結構看“全面兩孩”政策發揮了正面效應。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出生率下降、人口紅利消減的大趨勢下，我國促進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強國積蓄動力。

出生人口下降“一孩”是主因

2017年是我國“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顯現的第一年。國家統計局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和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比“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的“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人數分別多出142萬人和79萬人。

“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減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數量下降較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司司長李希如介紹，2017年，我國二孩數量上升至883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相比之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為724萬人，比2016年減少249萬人。

李希如分析，出現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除了近年來我國育齡婦女人數呈逐年減少趨勢，也與我國婦女初婚和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婦女生育意愿下降有關。

人口的趨勢性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深刻而長遠。在人口專家看來，生育意愿下降、人口總量增勢減弱，這些問題并非中國獨有。

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說，出生率下降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面臨的問題，撫養孩子成本增加、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和工資水平提高，城市化生活模式和文化觀念轉變等，都在導致出生率的趨勢性下降。盡管這一長期趨勢很難扭轉，但我國“全面兩孩”政策發揮了正面作用。

“‘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二孩出生人數的明顯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一孩出生數量減少的影響，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齡結構，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李希如說。

完善政策延長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社會撫養負擔較輕，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自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呈現下降態勢，如何延長人口紅利也是世界多國面臨的共同挑戰。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及其占比比上年有所下降，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老齡化加深。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值）從2010年的34.2連續上升到2016年的37.9。

“人口學家預測，未來若干年后我國將出現人口負增長，過高的社會總撫養比將會拖累儲蓄率、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陳玉宇建議，我國應進一步完善相關人口配套政策，包括通過政府補助和稅收政策鼓勵生育，并對女性生育給予更多勞動市場政策法規保護、更長產假等，從而努力放緩人口高峰到來，延長我國快速發展的“窗口期”。

國家衛計委指導司負責人也表示，將做好出生人口監測預測，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努力推動解決群眾在生育養育方面的實際困難和后顧之憂，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我國人口紅利盡管有所減緩但依然比較充裕。除了鼓勵生育的配套政策外，還可通過提高勞動參與率、進一步改進就業質量等辦法延長人口紅利。”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說。

提升人才紅利推動高質量發展

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毛盛勇認為，要通過發展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提升人力資本，實現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的轉變，經濟發展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相比于人口的‘數量紅利’，應更多關注人口的‘質量紅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研究室主任許召元說，研究顯示，隨著新一輪產業革命，特別是機器人、人工智能的發展，經濟增長對勞動力數量增長的依賴性在下降。

許召元認為，在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的高質量發展模式下，勞動力質量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我國要從教育制度、創新機制和人才培養方面入手，提高教育質量，特別是加快培養新經濟所需要的創新型、復合型人才，培育我國人口“質量紅利”新優勢，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

瑞銀中國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正處于一輪創新熱潮之中，人口紅利將升級為“工程師紅利”。瑞銀中國證券研究主管侯延琨說，我國每年大學理工科的畢業生數量超過300萬人，是美國的五倍；研發人員薪資僅為美國的八分之一左右。“工程師紅利”可以彌補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