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到了嗎？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他們

北京時間10月8日17點50分左右，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M. Romer）兩名美國經濟學家，以表彰兩人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引入長期宏觀經濟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貢獻。

“諾德豪斯和羅默均設計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決我們時代最基礎、最緊迫的問題，探究如何創造長期持續而穩定的經濟增長。”頒獎詞中寫道。

威廉·諾德豪斯本科畢業于耶魯大學，他26歲就獲得博士學位和美國名校的教職，32歲成為正教授，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嶄露頭角。

諾德豪斯的經濟學研究范圍很寬，包括環境、價格、能源、技術變革、經濟增長、利潤和生產率的增長趨勢。但他的主要貢獻發生在一個原本相對冷門、如今卻相當熱門的經濟學分支領域——氣候變化經濟學。

氣候怎么和經濟學掛上鉤？諾德豪斯認為，一方面，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須經由經濟系統才可起作用；另外一方面，氣候變化也會對經濟系統的生產過程和最終產出發生影響，比如干旱導致糧食歉收。

諾德豪斯1982年的論文被認為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此文雖短，但二氧化碳的特性、減排的國際合作、政策手段、不確定性等相關問題，都有所論述。文中所表述的許多憂慮，30余年來逐漸在現實中一一呈現。

不過，諾德豪斯的研究道路注定艱辛。一方面，經濟學界很少有人在嘗試著探索氣候變化，諾德豪斯需要在無人的道路上披荊斬棘；另一方面，氣候變化是不是真的在發生，朝哪個方向發生，是不是人類活動引起的，都尚無定論。兩大因素相加，使得氣候變化經濟學一直處在“冷宮”中。

諾德豪斯的下一次“爆發”還要等到9年之后，1991年，他開創性地構建出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這個分析框架迅速成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氣候變化的主流工具。

而直到2006年，“斯特恩報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廣泛關注，人們才發現，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最新文獻都在不斷地引用同一個名字：諾德豪斯。

關于諾德豪斯還有一件軼事。《經濟學》在出版50周年前夕，薩繆爾森希望找一個才能和觀點都能契合的合作者。結果，諾德豪斯被發現了。他的名字自此被寫在世界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上。

與諾德豪斯共享榮譽的保羅·羅默生于1955年，198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前曾就讀于芝加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目前擔任紐約大學教授。

現年62歲的保羅·羅默近年來一直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候選人。由于羅默對新增長理論的貢獻，1997年他被《時代》雜志評為全美最有影響的25位人物之一，2000年又當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研究院院士。

經濟增長理論在上世紀50~60年代曾經顯赫一時，出現了以索洛（Solow）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但是，或許難以擺脫經濟均衡增長的條件是被人口自然增長率所決定這一結論，經濟增長理論隨后沉寂了十余年。

直到80至90年代，羅默提出兩個內生增長模型。

上世紀80年代，羅默提出，在經濟增長的曲線上，除了傳統的資本和勞動外，他創造性地加上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使經濟增長理論再度流行。他為此所設計的“羅默模型”成為新增長經濟學的經典。

1990年，羅默在《內生技術進步》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四要素三部門模型。在該模型中，技術進步源于市場激勵而致的有意識的投資行為，而經濟增長則是技術進步的結果。

1992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的綜述報道將羅默的模型列為“新”增長理論的“正統”學派，并將他的兩個模型視為同一路線。

2016年10月，羅默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一職。世行在聲明中表示，羅默致力于發現創新途徑來解決貧困和社會不平等問題，世行期待將羅默在這方面的努力進一步推廣。2018年1月，羅默辭職。

關于諾貝爾經濟學獎

僅一名女性得主

根據諾貝爾獎官網，截至2018年，共有81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不乏保羅·薩繆爾森等如雷貫耳的名字。至今已有的50次頒獎中，25次獎項由一人獲得，19次由兩人獲得，6次由三人獲得。

諾貝爾經濟獎最年輕的得主是1972年獲獎的肯尼斯·艾羅（Kenneth J. Arrow），當時他51歲。最年長的是獲獎者是里奧尼德·赫維茨，他當時是90歲。

81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具有美國國籍的占據絕對優勢。獲獎者全部來自各國知名院校，其中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最多。

經濟學研究人員的傳承關系較為明顯。比如1972年的得主薩繆爾森、1971年得主庫茲涅茨、1976年得主弗里德曼均有數名博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過目前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僅有一位女性，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之一。這一數量遠低于諾貝爾其他獎項。

經濟越來越人性化

古典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行為目的是使個人利益最大化。但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以看到，經濟學越來越貼近人性，將心理狀態、人格特質等因素納入考量。

去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將傳統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搭建了橋梁，將心理學的現實假設納入到經濟決策的分析當中。

諾貝爾委員會寫到，通過探索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這些人格特質如何系統地影響個人決策以及市場成果。

通俗的說，就是人在消費決策時會被“非理性”因素所影響。人們為了特定的目的，會將不同的資金劃分成不同的使用用途，而非使財富最大化。同樣是10萬元，辛苦賺來的會花得小心翼翼，而意外中彩票得來的錢花起來就會更大方。

泰勒并非因為將心理學納入經濟學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位學者。2002年，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共同獲得了2002年的年度諾貝爾獎金。

諸多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泰斗們都將經濟學變得更加貼近生活，而非枯燥的數學模型。比如丹尼爾·卡內曼的“錨定效應”認為，人們做出判斷時，會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

數理時代來臨

需要明確的是，盡管經濟學越來越靠近人的現實感受，但達到這一目標的方式是更多地依賴數學。

數據顯示，在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的專業背景中，數學僅次于經濟學。

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Stewart Deaton）就有很強的數學背景；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沙普利(Lloyd Shapley)實際上也是一位數學家，他的博士專業是數學而非經濟學。

而從近些年的得獎成果來看，數學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安格斯·迪頓最主要的學術貢獻在于提供了定量測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來更準確地定義和測量貧困；2013年的3位得主因對資產價格的實證分析而獲得殊榮。

長期以來，經濟學被認為是依賴實際觀察的經驗科學或是更依賴推理的思辨性哲學。而現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多授予那些從事數理統計分析的經濟學家，深耕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們或許更難被諾獎垂青。（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經濟學動態”、澎湃新聞、諾貝爾獎官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