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翟天臨”事件：懲治學術不端須改革評價機制

◎　目前，社會評價機制中“唯論文”“唯學歷”“唯分數”“唯帽子”等問題普遍存在

◎　在學術規范面前，一碗水端平，才是最重要的。即便是特殊人才的招錄，也需事先公開規則，經過學術委員會等專業機構的充分討論并批準，整個招錄過程公開透明，否則動輒加分或者“擴大自主權”，只會留下權力尋租空間

◎　在當下的招錄機制中，在現有的評價體制下，還有更多的“翟天臨”正在被制造出來。僅僅調查翟天臨并非最好的結果，頒發學歷證書的機構更應該從此嚴格執行相關制度，不再讓學歷“注水”

沒有吸毒，沒有出軌，沒有家暴，擁有“學霸”“戲癡”等光環的演員翟天臨還是栽倒了。這一次，他倒在了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學術道路上。

如果時光能倒流，回到1月31日那一天，他一定不會高調曬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的錄取通知書；回到2月8日那一天，他也不會在直播中萬千網友的問題里挑了一個有關知網的問題。

娛樂圈的各種曬，本是常態。沒想到翟天臨這一曬，曬出了博士學歷被質疑，論文涉嫌抄襲，導師資格或有問題，母校領導丑聞被挖，不僅自己要“涼涼”，還“拔出蘿卜帶出泥”，一連串問題隨之進入公眾視線。

多位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稱，在當下的招錄機制中，在現有的評價體制下，還有更多的“翟天臨”正在被制造出來。僅僅調查翟天臨并非最好的結果，頒發學歷證書的機構更應該從此嚴格執行相關制度，不再讓學歷“注水”。同時要深入推進評價機制改革，徹底破除“唯學歷”“唯論文”“唯帽子”等各種現象。

“高校不該是攀附權勢名聲的名利場，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無論是誰跨界到學術圈，都應該嚴守規則。而規則的制定必須科學，否則就成為限制學科發展的枷鎖。翟天臨如今的一言一行都被過度放大，并不能預防下一個翟天臨或者下一百個翟天臨出現。制度建構和高校乃至教育體系的反思更為重要。”廣西民族大學廣西知識產權發展研究院院長齊愛民說。

不知知網惹了禍

學術不端已確認

一句脫口而出的“知網是什么東西”，將學霸人設、演藝事業順風順水的翟天臨拖入人生谷底。

但凡寫過學術論文的人，對于知網這樣一個數字圖書館不可能一無所知。翟天臨都已經是要進博士后流動站的人了，卻不知道知網，這讓一些網友起了好奇之心，開始各種“扒”。

這一“扒”不要緊，果然“扒”出了不少東西。比如，有網友貼出翟天臨讀博期間的工作日程時間線。統計表格顯示，2014年7月，入讀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后，翟天臨接戲、廣告不斷。另有網友統計，翟天臨在讀博4年期間，“至少主演了11部戲，參演了7部戲，做了24個代言，錄了17個綜藝”。對此，有學術界人士質疑翟天臨“哪有時間搞學術研究”。

更直白的證據是，網友搜到翟天臨在《廣電時評》2018年第8期發表的論文《談電視劇〈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創作》。通過知網查重，結果顯示重復率高達40%以上。而這篇論文是網友能搜到的翟天臨讀博期間唯一能算得上“論文”的論文了。

翟天臨的博士是怎么讀出來的？這樣的質疑聲在網上此起彼伏，發酵成“翟天臨涉嫌學術不端”事件。北京大學及北京電影學院均就此事作出回應。

2月14日，北京電影學院公布調查進展情況。情況說明稱，學校已聘請校外專家，對有關材料進行初審。目前已進入正式調查階段并通知翟天臨本人，相關問題一經查實，將嚴肅處理，絕不姑息。調查進展情況將陸續向社會公布。

翟天臨隨后也在微博發表致歉信，稱近期網絡上因其論文情況而引發的討論讓其懊悔不已、深度自責，并進行了深刻反思。研究生就讀期間，參加了一系列影視作品的拍攝，并有幸取得了一點成績，從那時起，內心開始飄飄然，這種不良心態被帶入論文寫作過程中，導致自己忘記了初衷。翟天臨稱，愿意積極配合學院的一切調查，毫無推卸地承擔責任并接受學院作出的一切決定，并申請退出北京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相關工作。

北京大學也于當日晚些時候發布了關于翟天臨“涉嫌學術不端”事件的說明，稱已啟動對翟天臨“涉嫌學術不端”事件的調查，作出了初步認定和處理，并與翟天臨本人進行了溝通。

2月15日，教育部公開表態稱對此事高度重視，第一時間要求有關方面迅速進行核查，北京市有關方面也在督促和指導北京電影學院組織開展調查，北京大學也開展了相關的核查工作。調查不光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學術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個環節有沒有問題。

2月16日，北京大學官方微博發布關于招募翟天臨為博士后的調查說明稱，確認翟天臨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對其退站處理。

高校教育問題頻出

規定執行打了折扣

按照教育部的說法，不僅要查本人，還要查各個環節。這意味著翟天臨從招錄到畢業的整個培養過程，都將受到檢視。

“從入口到出口的每個環節，都是調查類似事件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比如，如何錄取的，如果是按照特殊規則，規則是否提前公開，決策過程是否合法，是否獲得認同，是否符合國家相關規定；在校期間如何學習研究的，導師是誰，如何指導的；畢業時答辯委員會成員都有誰，都有何意見；所有上述內容是否都獲得公開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湛中樂坦言，讓一個連知網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人獲取博士學位，進入博士后流動站，的確不可理解。但翟天臨絕非個例。近年來，高校招生中不乏有權有錢有名者經“特殊照顧”后進入，為他們獲取學位一路大開綠燈。這樣的做法既挑戰了教育公平，又滋生了教育腐敗。

有媒體評論稱，少數商界、政界、演藝界的人憑借財富、權力、影響力輕而易舉地獲得學位，將博士看作附于學位上的社會地位、人際資源，更把學術矮化為“生意”。以官員為例，有媒體梳理了142名黨的十八大后黨政系統省部級以上落馬高官的履歷，發現這些落馬官員的高學歷獲取經歷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點多等“四多”特點。

曾任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公安局局長的武長順工作40余年間，從未離開過公安崗位，卻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工學博士和高級工程師的頭銜，其博士所學專業還是專業性極強的機械設計及理論。

山東省原副省長季緗綺，2005年1月從某名校現代遠程教育學院工商管理專業本科畢業后，僅過了5個月，就獲得了該校國際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湛中樂認為，在學術規范面前，“一碗水端平，才是最重要的”。即便是特殊人才的招錄，也需事先公開規則，經過學術委員會等專業機構的充分討論并批準，整個招錄過程公開透明，否則動輒加分或者“擴大自主權”，只會留下權力尋租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翟天臨事件發生的同時，某高校教師涉嫌篡改研究生復試成績的消息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2月11日，微博網友“平凡的世界overlooker”爆料稱，華南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的教師，在此學院2018年研究生復試結束后，篡改了8位考生的考試成績，并質疑“這些被提分的考生與他們之間是否有金錢利益關系”。

齊愛民對記者稱，這兩起事件反映出我國高校教育領域問題嚴重，可以說某些高校管理層存在領導權力大過法的問題，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制底線的挑戰。

這類事件頻頻發生，是因為現有法律制度不完善嗎？湛中樂否認了這一說法。在他看來，有法可依的問題早已解決，只是在執行中打了折扣。比如，在翟天臨事件中，為何與翟天臨同屆畢業的其他19名博士的論文均已上網，唯獨翟天臨的沒有上，“問題就出現在學校身上”，是學校沒有嚴格執行相關規定。

近年來，高校反腐敗也在進行中，中央巡視組為高校開出不少“問題清單”。例如，因違規辦學，南開大學EMBA2018年被撤銷招生資格。來自中央巡視組的調查顯示，為拓展生源和增加辦學收益，南開大學違規與第三方合作辦學，存在利益輸送。同時，在前置學歷審核時把關不嚴，嚴重違反招生政策，僅2001年后取得前置學歷的1320人中，就有225人的前置學歷并未完成認證。

湛中樂認為，人才選拔與培養必須堅持“三公”原則，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應貫穿始終，并嚴格確保“三公”原則落到實處，相關規定獲得不折不扣的執行，并通過加強監督等舉措，從最大程度上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齊愛民則認為，只有構建一個完備的教育體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類問題的發生。第一，在立法上，嚴格刑事立法，將篡改考試成績等違法行為納入刑法立法規劃中，震懾教育界腐敗行為；第二，在行政管理方面，教育管理部門應有公開透明的權力監管機制，防止個別權力高的領導濫用權力以公謀私進行腐敗活動；第三，在學校內部管理方面，在高度學術自治權利的同時必須對自治權力進行約束，建立嚴格的學術考核、人才選拔機制，提高高校福利待遇，防止學校內部腐敗，保證學術公平公正。

水平考核仍是一刀切

評價體制改革進行時

其實，關于學術不端，國家并非沒有懲治機制。

近年來，教育部、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科研管理機構，相繼出臺了一些規范教學科研人員學術研究行為的部門規章；承擔部分行政管理職責的高校、研究機構也陸續出臺了一些查處學術不端行為的規章制度。依據這些規章和制度，學術不端行為的行為人可能承擔諸如警告、通報批評、記過、降職、解聘、辭退、開除等行政責任。

但重責之下，仍有學術不端事件頻頻發生。僅在2018年，清華大學前博士生被撤稿事件及南京大學“長江學者”梁瑩論文“404事件”等學術不端案例，均造成了惡劣影響。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彭峰認為，這些正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現象負面作用的典型。

回到翟天臨事件，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數位專家普遍認為，翟天臨事件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是因為整個社會評價機制出了問題。

知名評論人梁文道發出疑問：一個演員是否有必要去讀博？

“大家一路追問的都是他的學術水平究竟如何，有沒有按照相關規定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和研究等。再回過頭思考另一個問題，一個學表演的人，如果只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表演藝術，是否有必要寫這些論文呢？”梁文道問。

梁文道認為，這與當下“任何事情都喜歡強調‘學位化’”有關。目前，社會評價機制中“唯論文”“唯學歷”“唯分數”“唯帽子”等問題普遍存在。以學歷為例，許多優質崗位的門檻都是高學歷，無論其實質上是否與學院培養有關；社會評價也習慣用學歷來判定一個人在自己所在領域成功與否。

而如何考核一個人的水平，目前是“一刀切”的。“要求所有的博士、碩士都要具有相等學問上的系統資歷，而不管這個博士、碩士學位究竟是研習什么的，必然就產生這類結果。”梁文道說。

齊愛民也對記者說：“將‘仕而優’‘演而優’作為學術晉升的綠色通道自然是不對的，但博士考核機制是不是該多元化和更加科學一些呢？”

齊愛民認為，目前“藝術類”學科學位的設定有一些先天性問題，并非“打垮翟天臨人設”就能解決。從學位設立的角度來看，設立過程不透明，存在利益輸送嫌疑；從學術規范的角度來看，“藝術特殊性”又常被拿來作為“懶政”和“學術腐敗”的擋箭牌；從學科特點的角度來看，“唯論文論”也造成了實踐和理論的脫節。

“翟天臨表演取得的成就難道還抵不過一篇C刊嗎？為什么表演系一定要寫表演學術論文，好的表演技能就不能得到認定和認可呢？擴大到整個學術界，所有學科其實都存在類似的問題。”齊愛民說。

值得注意的是，評價體制的改革已經“在路上”。2018年10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決定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