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勤（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山海情》的題材與主題之宏大，毋庸置疑。但正如該劇總編劇高滿堂所言，好的主旋律作品，一定是先有意思，再有意義。《山海情》無疑做到了這一點，在宏大主題的框架之下，既組織了富有戲劇沖突的敘事，又呈現了充滿現實質感的人物和細節。

編劇很擅長用大大小小的沖突來增強可看性。移民與脫貧這條主線，從一開始，移民逃跑的難題就被“甩”到剛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馬得福面前，在動用了老父親、老支書的種種“人脈”和“權威”之后，總算解決了這個問題。緊接著，移民戶數不夠通電要求、用水困難、種蘑菇缺乏啟動資金、豐收后市場飽和……一個又一個的難關橫在他和村民們面前，一條脫貧致富路可謂是“關關難過關關過”，從而把宏大的主題演繹得波瀾起伏、扣人心弦，讓扶貧故事不再是模式化的扶貧干部帶來新理念、新技術，而是實實在在的困難與克服困難，觀眾們也更能體會扶貧工作中的不易與艱辛。

支線情節同樣沖突迭起：有上一代死守故土與下一代努力逃離的代際沖突，有表現為語言隔閡與觀念差異的地域文化沖突，還有必不可少的年輕人之間的情感糾葛……接地氣而并不雞毛蒜皮，相反，這些支線沖突都在為主題服務，把抽象的理念具體化、場景化，把扶貧更要“扶智”和“扶志”的深刻內涵植入起承轉合的劇情，潤物細無聲地傳遞給觀眾。

伴隨著精心架構的劇情，是富有鄉土氣和煙火氣的人物。從精明的馬喊水、“刺頭”的李大有，到逐漸成熟的馬得福、性格柔韌的李水花，再到說不好普通話的福建援寧干部陳金山、帶著知識分子脾氣的凌一農……宏大的主題借由一個個平凡人物的故事娓娓道出，讓偉大的歷史進程與個人命運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對這些人物的塑造沒有廉價的賣慘和煽情，而是在寫實性的艱難生存中，去展示人物樂觀詼諧的生活態度和堅韌頑強的精氣神，從而牢牢地吸引住也許是無意中打開電視或進入網絡播放平臺的觀眾。當然，扎實的生活細節（比如第一集在李大有家中，作為小輩的馬得福只能坐在小板凳上，那稚氣未脫的坐姿表明了他的年齡和心態）、逼真還原時代和地域特色的服化道、整體高水準的演技、甚至原聲版中的方言對白，無一不是加分項，為該劇打造出細膩的現實主義質感。

石華鵬(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福建文學雜志社副主編）

電視劇拍攝制作是一門綜合藝術，它綜合各藝術門類、各工種，綜合政治經濟文化，綜合智商情商和世道人心，與我從事的文學工作相比，它綜合得多、復雜得多。所以，對于演員表演拿捏如何？導演的藝術水準和調度能力如何？畫面拍攝效果如何等等話題，我愿意尊重各類專家的看法，免得把熱鬧當成門道看。

我只是從文學角度來談談《山海情》。

一部電視劇的文學性如何，將直接影響這部劇的藝術性。可以說，文學性是電視劇的魂。所謂的叫好又叫座、口碑和收視率俱佳，其中的“叫好”和“口碑”指的就是藝術性的高下，文學性高的劇藝術性也高，很多不叫好、口碑不佳的劇，真正原因在于文學性欠缺。

追著《山海情》看過之后，我以為《山海情》是一部文學性較為突出且達到了一定高度的劇，體現在以下三點。

一、小人物，大形象。主角馬得福，實實在在的小人物，農村出生，農校畢業，借用到扶貧辦，雖說端了國家飯碗，還是一頭扎進貧困的山村里，風里來，灰里去，一干就是許多年。馬德福是一個低到塵埃里，普通到似鄰村小伙子的小人物，但是隨著劇情推進，這個小人物慢慢變成了大形象——踏實肯干，不怕吃苦，不達目的不罷休，身上有一股子韌勁，對工作和生活充滿激情，對扶貧事業盡心盡力盡責，對福建來的扶貧干部情感真摯，熱心支持。馬得福成為年輕扶貧干部的成功典型。此外，還有陳金山、凌一農、白麥苗等人物，形象豐滿，個性突出，從生活中走上屏幕，由一個個小人物變成大形象，讓觀眾既感親切又有藝術的感染力。人物塑造成功，是《山海情》的重要藝術收獲。

二、小切口，大視野。從一條小道出發，往往能走出寬闊大道。《山海情》的故事從小處打開切口，從三個層次展開故事，最終呈現了一個具有開闊大視野的閩寧協作扶貧故事。故事從馬得福移民工作遇到困難，李水花被迫嫁給安永福開始，矛盾沖突一下展開，吊莊移民工作“去”與“回”的工作沖突，李水花與安永福的“嫁”與“不嫁”的情感沖突，再加上年輕一代馬得寶、白麥苗向往山外的世界，要出去“闖一闖”與“不讓出去”的成長沖突，三種沖突讓劇情的吸引力大大加強。當故事推進到福建協作幫扶隊伍進駐，閩寧村建設的大幕開啟，《山海情》宏大的敘事視野與一個國家的脫貧攻堅敘事連接起來，于是這部劇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也彰顯出來。

三、小細節，大精神。一部劇的宏大敘事和宏大精神是在無數動人的小細節、小情感中集聚起來的。《山海情》寫出了一種偉大的精神，就是閩寧兩地的干部群眾在苦難面前不屈服，不放棄對美好生活追求的堅韌向上的精神力量。《山海情》也寫出了一種動人的情感，就是在多年的對口幫扶中，閩寧兩地的干部群眾建立起了如親人般親切、如故鄉般親近的深厚情感。這種精神和情感細膩而真誠，感染和打動了許多人。

就如同每一滴水都帶來大海的訊息一樣,透過《山海情》這一角的扶貧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神州大地上進行著的脫貧攻堅的國家敘事和中國智慧;就如同吹來的每一陣風都捎來遠方泥土的訊息一樣,粗獷質樸的“西北風”與溫潤熱情的“東南風”交匯融合,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閩寧兩地協作交往的共贏局面和深情厚誼。從這個角度來說,《山海情》是一部具有濃郁情感力量和豐富現實意義的對“閩寧模式”的見證之作和總結之作。

黃萊笙（福建省作協副主席，省評協副主席，三明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

追劇《山海情》，反思創作規律，感慨于“題材選對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

作為文聯人，我們孜孜不倦地追求如何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時代性是文藝工作的重要講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品佳作，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歷史經驗表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這是文藝發展的基本規律。《山海情》回應了這個規律。

我們所處的新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值此2021年，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回望來時路，以人民為中心是一條紅色主線，其中，在地球上的人口大國消滅貧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類壯舉。無疑，這是新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山海情》所取的，正是這樣一個題材。

“西海固”是一個很詩意的名稱，可是，貧困卻完全消解了詩意，直至另一個詩意名稱的出現——“吊莊”，把一個村莊吊起來，放到另一個境域去，遷建在希望的田野中——海德格爾所說的“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才得以出現。當然，“吊莊”是寧夏扶貧工程的移民用辭，特具詩歌的意象功能，其間折射的人性光芒閃閃爍爍。簡單一些說就是，福建與寧夏合作扶貧工程，把西海固大山里的百姓移民到黃河邊更適宜生存的土地上，建設了閩寧鎮，打了一場脫貧攻堅戰。但是，假如《山海情》僅僅停留在這樣一個扶貧故事的講述中，它所涉及的則只是新時代的表象。可貴的是，《山海情》并不滿足于事件的普通演繹，而是通過環環相扣接連不斷的沖突呈現人物內心世界，展示蕓蕓眾生向善向上的心靈，揭示閩寧兩地扶貧干部無私為民擺脫貧困的崇高精神世界，講述的不只是扶貧，更是扶志和扶智，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山海情》正是在這樣一個藝術境域上，從物質貧困的外表深入到精神領地，以鮮活的靈肉融入新時代特質，彰顯了作家藝術家“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的風華。作品的成功是對應于所在時代的精神而言的，所謂題材的選對，就是《山海情》這樣的融入。

同時，作品成功的另一半，則是在題材開掘之中，對人物塑造、情節組構、藝術言語等要素的獨到處理，在時代性的基礎上，導入古今中外人類歷史的藝術創作經典手法，用“高峰”來處理“高原”。《山海情》在題材上的這一半和那一半，給人以創作規律的諸多可圈可點，讓人們再一次感受到“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