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們最近對“中年生活”挺上頭

生命謊言

易卜生在《野鴨》里寫道，“如果我們從普通人身上拿走了他的‘生命謊言’，那么我們就拿走了他的幸福。”《野鴨》里討人嫌的格瑞格斯堅持向卑微過活的雅爾馬一家說出真相，間接造成雅爾馬女兒的死。真相帶來了什么？真相重要嗎？易卜生沒有追問，但他提出了“生命謊言”這個說法——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構成的復雜動態系統，我們的心靈乃至生理的存續都有賴于此。

在馬丁·麥克多納的名劇《枕頭人》里，有最低微、邊緣的卡圖蘭和他的智障兄弟。一天他們因為鎮上的兒童失蹤案而被捕。劇中布滿了白天做著屠宰工晚上當作家的卡圖蘭寫的小故事，那正是他驚人的“生命謊言”。《紐約時報》的劇評人本·布蘭特利認為，“《枕頭人》所宣揚的是人類原始而重要的本能，他們會發明幻想，為幻想而撒謊，用紅鯡魚作為誘餌，向真實或想象中的觀眾演奏《神曲》。對麥克多納先生來說，這種本能就像對性和食物的欲望一樣原始而充滿活力。人生短暫而殘酷，但故事很有趣。”

麥克多納將作家卡圖蘭悲傷的生活放在這樣極端的處境里，以彰顯人類不死的虛構力，那是一種“反命運”的能量，是草芥一樣的業余作家卡圖蘭反抗拋擲在他身上的階層和權力體系的“向前的夢想”——人會死，而作品不會，作品在生長。

人到中年，有時似乎對于自己是誰、去向哪里的幻夢愈發倚重了。因為周遭的坐標點太具體，反而滋長出強大的背離能量。既然每個人的“生命謊言”如此重要，那么憑什么，這些導演們要讓我們去看乏善可陳只剩自欺的中年生活呢？

《酒精計劃》里導演戳破了中學教師們依賴酒精帶來自我突破的故事，生活其實沒變，他們只是用酒精位移了一小段，帶來新的風景；《一一》里困頓的中年中產夫婦彼此內心折騰一番，貌似原封不動又回到了原點，但顯然有新質發生；《同學麥娜絲》里虛構加紀錄片方式的演繹，讓我們見證這四個臺南中年一起勉力“唬爛”（胡扯），囿于困境，掙扎不出出路的生活。這些都是每一個懷揣著“生命謊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點自救，我們看他們拿起，又看他們放下。雖然鏡頭以中年男性生活代入，但貼著生命體驗的視角跨越了性別，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獨當一面的女人同樣要面對漸行漸遠的理想和青春。濾鏡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終歸有放下的時候，拿起和放下之間，是每個人根據生命經驗的微調。導演們懷著巨大的理解，將這些罅隙里的起伏統統攝錄。既沒有驚人的突轉，也沒有驚人的控訴，因此亦沒有得雪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