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證，是一個人職業生涯能力、身份的重要標志，它承載著人們的憧憬、夢想和希望，也書寫著人生每個階段的崢嶸歲月和拼搏故事。

——題記

回憶我一生當中，曾獲得過的各類證書數不勝數，但讓我最難忘、最刻骨銘心的還是那本參加工作7年之久才得到的第一個工作證。由掖縣(今萊州市)縣委宣傳部蓋章簽發——時間：1985年1月1日。距今已有36個年頭了。

這本看似普普通通的工作證，卻具有強烈的時代烙印，它既記錄了一名農家子弟入職時的酸甜苦辣，又見證了主人身份的變遷歷程。對我來說，這本小小的“工作證”非同尋常，它似戰鼓，又似號角，催我踏上一個又一個征程，它無疑是我人生事業上的奠基石……

(一)

時光回到44年前的1977年12月，我剛參加完高考的第三天，突然接到了縣委宣傳部通知，讓我在即將召開的全縣新聞通訊報道工作會議作典型發言。這一機遇的降臨，源于我對新聞寫作的熱愛和堅持。從1976年在西由中學讀書時，我就喜愛上了新聞報道，并成為學校通訊班的骨干成員。這期間周邊的社辦企業和重點村莊幾乎讓我寫了個遍，其中《西由衛生院面向農村辦院》的稿件被《煙臺日報》刊發，是我在地級媒體上的“處女作”首秀。之后一發不可收，很快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筆桿子”，成為村民眼中的“文化人”。

1977年7月，我高中畢業回到農村后，先從事繁重的田間勞動，后被大隊派到海上去捕魚，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我仍然擠時間采寫報道，堅持當好“土記者”，從而引起了縣委宣傳部領導的關注與信任。但萬萬沒有想到，在我出席全縣通訊報道工作會后的一天，一名操著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同志騎著自行車，手里拿著一份介紹信和招工單，直接打聽著名字找到了我家。聽到這一喜訊，老母親開始還半信半疑，后來經在公社工作的大哥詳細了解后才得知，原來掖縣商業局需要一位文字秘書，經縣委宣傳部推薦而選中了我。這名招工的同志是縣商業局下屬單位——掖縣食品加工廠的干部，準備以該廠的名義把我招進去，再借調到商業局工作。

這本是一件令人羨慕的好事，但在當時那個“以糧為綱”的年代，要跳出“農門”異常艱難。由于我們弟兄四個，三個哥哥均已在外工作和當兵，大隊領導直言：“好事不能讓你們鄧家都占了”。拒絕在“亦工亦農合同制工人”的招工單上蓋章。最后，只好妥協以臨時工的名義先到商業局工作。臨別時，大哥攥緊我的手再三叮囑：“小弟呀，只有發奮干好工作，才會有希望，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1978年1月，正值隆冬時節，我只身背著行李踏進了掖縣商業局的大門。那時掖縣商業系統很紅火，轄設十多家公司，員工上千人。秘書工作的職責既要為四名局領導撰寫講話材料，還要負責起草文件、編發簡報和總結典型，標準要求高，工作負荷大，對我這個新人來說是嚴峻的挑戰。但自己絲毫沒有畏懼，經過潛心鉆研學習，在較短的時間內就熟練掌握了各類公文的撰寫，深得領導的青睞和信任。這期間我還面臨一次人生的抉擇，在到商業局工作前夕，我高考初選上并進行了體檢。后來未錄取，我決定再重新考一次，但家人擔心萬一考不上再轉不上合同，最后“雞飛蛋打”得不償失，極力勸說下，我只好偷偷落淚打消了此念，一門心思投入到商業局工作中。每天清晨，我都是早早爬起來到辦公室清掃衛生、擦拭桌椅，備好開水；領導交代的材料總是不厭其煩，用心撰寫，反復修改打磨，屢屢順利通過……

“是棵好苗子！”當年的六月下旬，局領導率人事科長親自到西由公社，在取得公社黨委書記的支持后，又一起奔赴我們街西頭村……大隊領導被上級部門這種求賢若渴的真誠態度“軟化”了，終于在招工單上蓋上了大印。

(二)

1978年7月，在我人生履歷上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我從農民“臨時工”的尷尬身份，“轉換”成了亦工亦農合同制工人。檔案上的工齡也從這天算起。天天懸著的一顆心總算放下了。自己從內心十分感謝局領導的知遇之恩，下定決心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做好工作，不負期望。

為不斷提升商業部門的良好形象，在沒有領導要求下，我主動加壓“一肩雙挑”，既認真扎實地做好秘書工作，又充分發揮自己的新聞專長，及時報道系統內涌現出來的好人好事。炎熱的晚上，人們在樓下乘涼玩撲克，我在樓上光著膀子，挑燈作戰。《孫學軍一項建議節省開支三萬五千元》《做老好人，算啥物價員？》《樂為顧客解憂愁》等一篇篇深受讀者喜愛的稿件被各級媒體采用，刊有我撰寫的報道的一張張散發著油墨芳香的報紙從祖國四面八方寄過來……

隨著大量新聞報道的刊發，在得到大家贊揚和鼓勵的同時，也有人私下議論我“不務正業”“為賺稿費”等等。我聽到后雖然心里十分委屈，但沒有因此而放棄報道工作，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歪”，人們總會慢慢理解的。后來我深入調查采寫的《掖縣多措并舉搞活生豬購銷》的經驗報道，被煙臺地區商業局主要領導在大會上點名表揚，并在全系統發文推廣。

我在商業局工作時的合影（作者為第一排左二）

一石激起千層浪！局里的同志們由此消除了過去對我的誤解，覺得搞好新聞報道同樣對推動業務工作發展大有裨益，各科室主動向我提供新聞線索，進一步激發了我結合本職工作搞好新聞報道的熱情，之后我廣開視野，一批主題鮮明、生動活潑的稿件——《莊稼人的新追求》《喜氣洋洋選年畫》《十年艱辛見真情》《敲不開的鐵門》，分別被《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工人日報》等選用。為此，許多媒體積極發展我為“特約記者”和“通訊員”，大眾日報、山東人民廣播電臺和煙臺日報等媒體還評選我為“優秀通訊員”。這時，一家省級媒體還向我拋來“橄欖枝”，但當老總了解到我的身份時，遺憾地搖了搖頭……

亦工亦農合同工，在上個世紀70年代較為普遍，即：人在外工作，戶口在農村，用工資收入換取農業口糧。這種用工形式隨時都有被清退的可能(從1992年以后陸續改為城鎮合同制)，讓人提心吊膽，惶恐不安。當時，掖縣商業局共有公職人員近20人，大都是干部身份，令人羨慕。而我作為唯一的一名農民合同工，每月需到食品加工廠領取工資。因此，自己在局里無論工作表現如何優秀，都無法享有入黨、轉干、評優的待遇，深感“低人一等”。若干年之后，在迷茫中我捫心自問：未來的出路在哪里？經過苦苦思考答案明晰：深入到骨子里的黨的新聞事業崇高而神圣，已成為不可分割的、最親密的“伴侶”，值得自己一生為之追求與奮斗！心中的方向確立了，業余報道的勁頭也更足了。

不久，新的機遇來了。

1984年初春，大地吐綠，生機勃發。我在煙臺市委宣傳部召開的通訊報道工作會議上應邀作了典型發言，主題是：利用業余時間，搞好通訊報道，引起與會者的強烈反響。當時，適逢掖縣領導班子剛剛換屆，急需充實新聞宣傳力量。縣委主要領導獲悉此事后，建議宣傳部長抓緊考察人選。當得知我的身份無法辦理調入后，又共同商定做商業局的工作，將我暫時借調。這一決定讓商業局領導犯了難：一來“層層借調”從無先例；二來得心應手，不舍得放。后來常委部長找到局領導再次做工作，讓其顧全大局。

最后，終于“皇天不負苦心人”——“決不能耽誤了年輕人的前途！”商業局領導一致同意“放人”，但要求我走之前重新選一名“接班人”，并“傳幫帶”一個月。

在我完成上述任務即將交接工作時，常委部長又單獨約見，坦誠相告：“你到部里什么時間能夠農轉非說不準，只能等待時機。你一定考慮好了再作決定。”我深切理解領導的擔憂，堅定地表示：我最看中的是給了我一個摯愛新聞的大舞臺，一個成長的空間，永遠感恩組織上的厚愛與關懷。

(三)

1984年7月，當我雙腳踏進縣委大院時，那種自豪感、光榮感油然而生。從這一刻起，我揮手告別了業余通訊員的艱難時光，踏上了向往已久的專職通訊報道的新征程，也由過去只負責宣傳一個系統轉為面向全縣各個行業，天地更加廣闊了，頓感肩上的責任與使命沉甸甸的……

有作為才有地位。當時縣委宣傳部共有五六個科室、二十多人，以黨員干部為主體，我的身份依然是唯一的“編外人員”。對此，我并沒分心，也不在意，一心撲在大力宣傳改革開放的新優勢、新經驗和新典型上。我堅信：只要勤奮努力，舍得付出，一切盡在其中！所以，上任后我立足“讓世界了解掖縣、讓掖縣走向世界”而確立了新的奮斗目標：一是突破大報大臺大社；二是發掘推廣重要典型；三是爭創好新聞作品。在人生道路上不斷設置心中的“珠穆朗瑪”，它會讓每一個平凡的人實現心中的偉大夢想！

我在宣傳部工作時留影

我首先從新聞資源豐富的部門建立基層聯系點，編織人脈“關系網”，像雷達一樣廣泛搜索來自四面八方的訊息。其次，每天通過聽廣播、看報紙，大量吸收政治“養分”，不斷增強新聞敏感度和判斷力。再是利用陪同上級媒體記者來訪的機會，虛心學習，錘煉文風，努力掌握寫作的“真經”。

新環境讓我如魚得水，大顯身手。縣畜牧部門通過推廣應用新技術，農民育肥一頭豬可比過去増收30多元，我深采細挖，撰寫的新聞報道很快被《人民日報》《中國農民報》在重要位置刊登，引起了農業部的高度重視，專門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其經驗。接著，我又敏銳地發掘報道了掖縣氣象站積極為專業戶提供服務的經驗，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間新聞播出后，被國家氣象局樹為重要典型，并獎勵掖縣氣象站一輛北京212吉普車……為了多發稿件，節假日自己也養成了隨身攜帶資料的習慣，得空就寫。有時，常常在寫著一篇稿子，另外幾個“素材”已備好，對新聞寫作幾乎到了癡迷的狀態。

歲月不居，天道酬勤。轉眼到了1984年12月底，那天正好我孩子過“百歲”，我本來可以在老家多待一天，但心里總感覺單位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在我匆匆趕回單位后，文書興高采烈地說：“組織批準給您轉國家戶口了！”話音未落，我瞬間感到喜從天降，兩眼禁不住地涌出了淚水：足足等待了七年啊！一肚子的委屈和心酸噴涌而出……

后來得知是上級給礦山企業一批“農轉非“指標，縣領導統一研究對借調的幾名優秀人才一并給予辦理。這件終身大事，在我事先不知道的情況下，宣傳部領導幫助悄悄解決了。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領導不遺余力地尊重和愛護人才的生動寫照！

終生難忘的1985年1月1日，我收到了參加工作以來的第一個工作證，封皮是紅色塑膠套制的，長12厘米，寬8厘米，十分精致。我視如“寶貝”捧在手上，反復端詳，輕輕撫摸，像是在夢中一樣，喃喃自語：我的身份終于和同事們一樣了！

懷揣來之不易的工作證，我更加感恩各級黨組織的精心培養和同事們的無私幫助，更加珍惜組織上一再“破例”給予的寶貴機遇，信心百倍地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隨著不懈努力和執著堅守，事業上也好事連連，個人的進步發展猶如進入“快車道”。幾年間，我先入黨、后轉干，接連提拔為通訊報道科副科長、外宣科科長、副科級巡視員。有5件作品獲得山東新聞獎。1991年被評為萊州市專業技術拔尖人才。1994年5月，調任煙臺電視臺副臺長，成為了真正的新聞媒體人。2001年8月，又上任膠東在線總編輯，轉戰網絡媒體，成果更加豐碩。在兩次獲得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的基礎上，于2014年摘得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最高獎一一“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

手捧長江韜奮獎獎杯和證書，我心中充滿了自豪

這本工作證我一直視若寶貝般珍藏著，時不時地拿出來，翻看那略已泛黃的內頁，總會有一種奮進的力量在召喚著我，即使我已退休，看到它也仍然會有一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浩然之氣噴薄而出。無論是迷茫、彷徨，還是身處困境時，它就是我的力量源泉。

可以說，這本被歲月浸染、奮斗澆灌的工作證，彌足珍貴，早已超出了一般工作證的價值和意義，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和“通行證”，也是我人生最為特殊的“榮譽證”。它讓我悟出了一個樸素而生動的道理：人生唯有拼搏與奮斗，才能將遙遠的目標變成美好的現實，才能實現芳香四溢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