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4日電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消息，24日，2021年度十大行政檢察典型案例公布。

崔某訴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政府信息公開監督案

崔某與馬某再婚后將戶口遷入某胡同17號公房承租人馬某處。2013年馬某去世。2014年，馬某長子及孫子將戶口遷入某胡同17號。崔某得知此事，認為馬某已經去世，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以下簡稱某分局)未經戶主同意不應辦理戶口登記，遂向某分局申請公開“某胡同17號戶籍信息中馬某長子及馬某孫子遷入的文件信息”。某分局答復該信息不存在。崔某訴至北京市某區法院，某區法院判決駁回崔某的訴訟請求，崔某上訴、申請再審均被法院駁回。

崔某向北京市某檢察院申請監督。某檢察院聽取了崔某和某分局的意見，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總隊座談調研并向東城、豐臺等分局詢問實踐中戶口遷移的做法，查明，戶口遷入材料中有一份已去世的“馬某”簽字的《戶主同意書》，實踐中市內戶口遷移要求雙方到場，不能到場的，公安部門會要求提供戶主授權書或戶主同意書。檢察機關還了解到，馬某去世后，其公房的承租人已依法變更為崔某，但崔某被馬某長子及孫子趕出家門，居住條件十分惡劣，崔某的騰房訴訟已判決但遲遲未執行。某檢察院認為，《戶主同意書》是某分局辦理馬某長子及孫子戶口遷入的依據，某分局認為該份《戶主同意書》并非辦理這次戶口遷移的依據、不屬于審批信息，因此未向崔某公開的理由不充分，法院判決存在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的情況。某檢察院提請上級檢察院抗訴，上級檢察院提出抗訴，該案發回重審并得到改判。

某檢察院提請抗訴后開展化解工作，與公安機關和法院執行部門溝通協調，目前，公安機關為崔某辦理了新的戶口簿，民事判決亦及時得到執行，崔某已搬回原住所居住。

張某訴遼寧省某縣農合局履行報銷醫療費用職責監督案

2015年5月23日23時許，張某駕駛摩托車發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門認定該事故系摩托車單方事故。張某先后入住兩家醫院治療。經遼寧省縣農村合作醫療局(以下簡稱縣農合局)調查，認定張某系交通事故導致受傷，遂作出不予報銷監管決定。張某向某縣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縣農合局履行醫保報銷職責。某縣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縣農合局經調查取得的證據能夠證明張某系因交通事故受到傷害，符合《遼寧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項目范圍》中因“交通事故”發生的醫療費不予報銷的規定，因此作出的不予報銷決定并無不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張某提出上訴、申請再審亦被以相同理由駁回。張某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某市檢察院經審查提請遼寧省檢察院抗訴。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國家建立新農合的目的是充分保障參保人員按照國家規定享受醫療保險待遇，在發生特定情形時享有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幫助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并未將交通事故作為不予報銷的法定情形。《遼寧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項目范圍》雖然規定了因“交通事故”發生的診療費用不屬于新農合的報銷范圍，但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的立法目的，該“交通事故”不予報銷，應當理解為有第三方責任人的侵權交通事故，這與該法中“應當由第三人負擔”的不予報銷情形相銜接，符合立法目的，張某的情形應當屬于新農合的賠付范圍。2021年1月25日，遼寧省檢察院向遼寧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10月28日，高級法院作出再審判決，判決撤銷原審裁判，縣農合局在60日內對張某依法履行醫療費報銷職責。12月24日縣農合局為張某報銷醫療費111700元。

上海市某區檢察院對交通道路標線設置不合理監督案

2020年8月份以來，多名行政相對人在上海市中環線某路下匝道，駕駛機動車經過兩次虛線變道后進入右轉車道，事后被上海市某區公安分局以駕駛機動車一次連續變換兩條車道為由處以罰款200元。

某區檢察院在受邀參與共同化解行政爭議中發現，該道路發生多起道路交通違法，系交通違法易發多發路段，經調查核實查明，上述道路標線設置不合理問題，是造成該路段連續變道違法行為高發且產生爭議的重要原因。某區檢察院據此向某區公安分局提出類案檢察建議，建議加強對涉案道路交通標線設置合理性研究，進一步優化道路設置。

2021年初，某區公安分局采納檢察建議，對上述中環線下匝道右轉車道的路面標線進行了整改，避免駕駛人員產生誤判和不必要變道，提升了道路標線設置的合理性。目前，該路段違法數量明顯下降，交通秩序得到明顯改善。

王某訴江蘇省無錫市某區市場監管局行政登記監督案

2009年，王某被錢某冒用身份信息登記為個人獨資企業某機械廠投資人。后因某機械廠涉及民事糾紛，法院生效民事判決確認了王某被冒名注冊登記的事實。后王某向無錫市某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舉報，該局于2018年5月17日向王某出具行政告知書，告知因無法進行核實，故作延期處理，后未給予其他答復。2019年4月22日，王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撤銷工商核準登記。法院以登記行為已超過5年最長起訴期限為由駁回起訴。王某不服向檢察機關控告，檢察機關依職權受理案件。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該案涉及企業設立核準登記和對舉報申請撤銷復查處理兩個行政行為，王某起訴時未明確表達被訴行政行為是具體指向哪一個行政行為，法院未經釋明被訴行政行為直接裁定駁回起訴，適用法律錯誤。據此，無錫市檢察院向無錫市中級法院提出抗訴。

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后強化跟蹤問效，與法院溝通后達成共識，認為生效民事判決已確認王某被冒名登記事實，行政機關對冒名企業登記行為負有主動糾錯職責，檢察機關可繼續通過督促行政機關自我糾錯實質性化解爭議，有利于及時解決當事人訴求。檢察機關遂向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主動糾錯，撤銷上述冒用王某名義的企業注冊登記行為。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收到檢察建議后，因機構改革相關職能轉移到行政審批局履行，將該案移送該局處理。區行政審批局認為不屬于自己管轄，且撤銷登記可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鑒于以上情況，區檢察院組織召開公開聽證會，促進解決本案行政機關爭議的問題。聽證會后，區行政審批局依法作出撤銷決定。王某撤回再審請求，2021年6月28日，法院作出終結審查裁定。為統一裁判尺度，檢察機關加強類案監督，與區法院會商出臺相關實施意見，對于此類因當事人起訴超過法定期限，法院不作實質性審查的案件，由檢法兩家共同推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解決行政訴訟程序空轉問題。

福建省某縣衛健局征收社會撫養費非訴執行監督系列案

2019年至2020年，福建省某縣衛生健康局(下稱“縣衛健局”)以違反《福建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為由，決定對顏某等4戶家庭分別征收社會撫養費，后因顏某等未主動履行繳款義務，縣衛健局向某縣法院申請對顏某等8人強制執行，縣法院裁定準予強制執行，并對其采取了納入失信名單、限制消費、財產控制等措施。2021年8月，國家三孩生育政策實行后，顏某等8人向某縣檢察院提出監督申請，要求停止執行并解除強制執行措施。

2021年9月2日，縣檢察院受理案件后，認真研究當前國家生育政策精神的變化。通過調查核實，共發現全縣未執結社會撫養費案件達上千件。圍繞“以點帶面、以個案推進帶動類案治理”監督思路，縣檢察院多次到縣衛健局調查核實、征求意見，面對面了解情況和顧慮，主動報告縣人大常委會、聯系縣法院，召開兩次工作協調會，就聯動全局謀劃、整體部署推動解決系列案件化解達成共識。在調查核實及溝通協調基礎上，縣檢察院向縣衛健局發出類案檢察建議，2021年9月7日縣衛健局采納檢察建議，并向縣法院申請對該類案件作結案處理。縣法院及時將8名當事人從失信名單中去除，解除限制消費、財產控制等措施并結案。

為進一步落實檢察服務群眾，便民利民，縣檢察院還針對群眾關心的此類案件是否需要逐一申請監督問題通過微信公眾號進行了公開答復，明確此次檢察建議是針對同類案件的處理建議，個人無需再申請監督。

2021年10月，福建省檢察院指導某市檢察機關在全市范圍內開展“征收撫養費執行監督”專項活動，共發出類案檢察建議9件，排查發現同類案件4020余件，目前，該類案件已辦結946件，涉及946戶1877人。日前，福建省檢察院總結并轉發某市檢察機關辦理社會撫養費案件的相關經驗，部署全省檢察機關開展線索摸排和類案辦理。

某百貨公司訴山東省某市人社局工傷認定監督案

呂某原系某百貨公司派駐大型連鎖超市的專柜商品促銷員，但并未與該公司簽訂勞動合同。2016年5月，呂某下班回家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腿部三處骨折，交警部門認定呂某承擔事故同等責任。經鑒定，呂某為十級傷殘，勞動能力障礙程度八級。山東省某市人社局根據呂某提供的百貨公司出具的《聘用證明》《工資表》《停發工資證明》三份證明材料，認定呂某屬于工傷。百貨公司不服該工傷認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其與呂某無勞動關系，要求撤銷該工傷認定，并提交呂某書寫的《保證書》，該保證書載明“這三份證明只用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及事故有關聯的事宜均與百貨公司無任何關系”。某市法院認為，因《保證書》與市人社局據以認定勞動關系的三份證明材料相互矛盾，導致認定勞動關系的證據真實性存疑，作出撤銷該工傷認定，并責令市人社局依法重新作出認定的終審判決。呂某向山東省高級法院申請再審被裁定駁回，向某市檢察院申請監督。

某市檢察院依法受理，審查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呂某與百貨公司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通過向呂某曾經工作的連鎖超市發出調查函，檢察機關獲取呂某確系百貨公司派駐促銷員的證據，證實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勞動關系，法院裁判錯誤。考慮到通過訴訟監督程序糾正仍需較長周期，相較而言，市人社局依據新證據重新作出工傷認定對申請人合法權益保護更為及時。檢察機關遂與市人社局充分溝通、論證，同時向呂某開展釋法說理和心理疏導。呂某了解案件情況后主動撤回了監督申請，市人社局恢復工傷認定程序，依據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再次作出工傷認定。

檢察機關了解到呂某離異無子女、收入低、生活條件差等情況后，對其展開司法救助和多項司法服務。一是經審查認為其符合司法救助條件，為其申請國家司法救助1萬元。二是咨詢相關部門，幫助呂某辦理殘疾證，享受相應優惠政策。三是協助市人社局對呂某開展就業指導，為其聯系到離家較近的培訓學校，并根據相關政策幫其申請政府補貼免費培訓名額，幫助其通過提高職業技能，改善生活狀況。

毛某訴河南省某市公安局、市政府行政處罰及行政復議監督案

毛某系一名鉤機車司機，2013年12月28日在河南省某市政府主導的合村并城改造項目施工中，將鄭某部分房屋設施推倒損壞。鄭某報案后，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于2013年12月31日受理立案。2017年11月10日，某市公安局以故意毀壞財物為由，對毛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處罰決定。申請復議被維持后，毛某起訴至法院，要求撤銷行政處罰及行政復議決定。一審法院認為，毛某在他人指使下故意損毀公私財物，公安機關的處罰決定及市政府的復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符合法定程序，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毛某提出上訴、申請再審均未獲支持。毛某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某市檢察院審查后提請抗訴。

河南省檢察院依法受理并經調查核實，查明：2019年2月13日，省高級法院就鄭某訴某市政府確認拆遷行為違法一案作出生效判決，確認政府拆遷行為違法。審查認為，案涉合村并城改造項目是由該市人民政府主導實施的行政行為，毛某實施的拆除行為是在政府主導下強制拆除行為的一部分，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該市人民政府承擔，而非毛某個人承擔。同時，毛某雖客觀上實施了拆除行為，但公安機關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其具有損毀公私財物的主觀故意。最后，行政處罰辦案期限明顯超期，公安機關主張的“為了查明案情進行鑒定的期間，不計入辦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不能成立。據此，2021年7月13日向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2021年10月30日，該院采納檢察機關抗訴意見，依法作出改判，撤銷案涉行政處罰決定及行政復議決定。

胡某訴湖南省某市某鎮政府行政強制監督案

2016年3月，胡某所在的村民小組因政府項目建設納入征收范圍，該組與當地鎮政府簽訂了《征地補償協議》。胡某未在協議上簽名捺印，也未領取補償款。2018年3月，鎮政府依據上述《征地補償協議》對該組部分地上青苗予以鏟除，胡某以鎮政府未與其個人簽訂協議并補償即鏟除其10.5畝承包林木缺乏法律依據為由，訴至法院，請求確認該行政強制行為違法，一審、二審均未支持，申請再審亦被駁回，遂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檢察機關經調查核實查明，胡某圍繞其征地拆遷補償，以不服省政府兩個農用地轉用審批、省發改委作出的信息公開告知、市自然資源局對涉案土地施工不予查處、鎮政府強制遷墳等為由，先后提起5次行政復議和5個行政訴訟，其中除強制遷墳經復議被確認程序違法外，胡某提出的訴訟均敗訴。檢察機關經全面審查認為，上述行政復議決定和行政訴訟裁判結果均無不當。針對本案，胡某未提供其對涉案林木的權屬憑證，鎮政府依據和村民小組簽訂的補償協議，在相關款項足額存儲到專戶后，對相關林木予以鏟除并無不當，但胡某“補償太少”的實質訴求有合理之處。檢察機關依法作出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同時，對行政機關執法不文明和法院違法采信證據但未影響裁判結果的行為，發出檢察建議。

針對胡某的核心訴求，檢察機關開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召開聽證會、協調會，為雙方當事人充分表達真實想法提供平臺，有針對性地對雙方觀點進行釋法說理，促進雙方真誠溝通、互諒互信，促使胡某放棄不合理訴求，雙方回歸法治軌道解決補償分歧。最終雙方達成一致，在依法依規補償范圍內給予合理補助，即，在原房屋拆遷補償款的基礎上，對因估算不準確而少算的青苗補償款、胡某所養生豬、家禽因低價變賣造成的損失、因遷墳少付的遷墳補助以及過渡安置費等項目進行了補償，對因房屋強制拆除給胡某造成的實際生活困難，依照當時某市征遷政策，從征地拆遷不可預見事項開支中給予困難救助2萬元。雙方重新簽訂補償協議，胡某和行政機關之間的全部爭議一攬子化解。

楊某訴廣東省某市稅務局涉稅行政爭議監督案

2017年4月，楊某與萬某簽署房地產轉讓合同，約定楊某向萬某轉讓涉案房產，轉讓款為150萬元，房產過戶產生的一切稅費由萬某承擔。后中介公司以50萬元的交易合同代為辦理涉案房產辦稅業務。2018年12月，楊某向稅務部門實名舉報涉案物業未按照真實交易價格申報納稅。稅務部門制發《稅務事項通知書》送達楊某，要求其到稅務部門申報繳納相關稅費。楊某不服稅務通知，經行政復議被維持后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法院撤銷涉案復議決定和稅務通知書。兩級法院均駁回楊某訴訟請求。申請再審被駁回后，楊某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廣東省某市檢察院受理后，經審查認為：1.楊某作為涉案房產買賣交易中的賣方，是法定納稅人，具有依法如實進行納稅申報義務。涉案《稅務事項通知書》僅是通知楊某前往辦理納稅申報事宜，并未直接確定扣繳義務人，亦未確定具體稅種和繳稅金額。法院駁回楊某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2.涉案尚有100萬元的交易款未繳納相關稅費，萬某是該筆稅款實際扣繳義務人，稅務部門未追繳到位。3.涉案房產中介公司違法協助當事人規避房屋交易稅費，就同一房屋簽訂不同交易價款的合同的行為違反《房地產經紀管理辦法》規定，住建部門負有監管職責。

某市檢察院依法對楊某的監督申請作出不支持監督決定，同時依職權監督，分別向市稅務局和市住建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稅務、住建部門依法查處涉案逃稅行為，對涉案中介公司違法辦理行為進行調查處理，對房地產交易中以“陰陽合同”避稅現象開展專項清查，強化監管，規范房地產交易秩序。

收到檢察建議后，稅務、住建部門均多舉措落實檢察建議內容，追繳涉案逃稅款4萬元，排查本地近3年房產交易臺賬1千余宗，核查人員2千余人，通過稽查追繳稅款18萬余元，處罰涉案中介公司，排查全市中介機構130余家，促成相關職能部門完善系統數據交換對接平臺建設和存量房價格評估機制，實現房地產交易的“三價合一”，最大限度降低房屋交易稅務風險，啟動市級規范性文件的修訂工作等。

韋某、黎某訴陜西省某市某區建設局撤銷備案登記監督案

2019年1月，陜西省某市某小區組織進行了業委會換屆選舉并向某區建設局備案。2019年5月，該小區業主韋某、黎某向某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備案。2019年11月，法院以原告業主人數、專有面積都未過半，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為由，裁定駁回起訴。韋某、黎某的上訴請求和再審申請被駁回后，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某市檢察院經調閱案卷、聽取法院、某區建設局相關人員意見等調查核實查明，該業委會選舉中存在參加投票的業主人數和專有面積占比均未過半，換屆籌備組成員作為候選人參選等情形，選舉過程和結果明顯違法。某市檢察院審查認為，法院以不具備主體資格裁定駁回起訴并無不當。但此案涉及1500余戶群眾切身利益，業委會選舉過程中存在諸多違法情形，導致部分群眾產生不滿情緒進而引發訴訟。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針對“業委會成立難”“業主作決議表決難”等問題，明確規定地方政府和社區居委會應當對業主委員會選舉等給予指導和協助；對業主大會作出的違反法律、法規的決定，應當責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銷其決定，并通告全體業主。對本案所反映出的基層社會治理短板和漏洞，檢察機關可以通過督促行政機關和有關基層組織履行行業監督和指導職責的方式，規范業委會選舉和履職，實質性解決爭議。

2021年3月，某市檢察機關對本案公開聽證后，分別向某街道辦事處、某社區居委會發出檢察建議，建議街道辦事處加強對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選舉的指導和協助，確保業委會選舉依法依規進行；建議社區居委會加強指導和監督，規范引導廣大業主依法參與、自我管理，從源頭上減少糾紛和矛盾。相關單位采納檢察建議并整改落實。某社區制定了《居委會指導監督業委會工作指南》，某街道辦事處召開專題會議學習相關法律規定，收回原業委會印章，指導該小區重新組織業委會選舉，并對轄區另外兩個小區的業委會選舉進行了規范。韋某、黎某撤回監督申請，檢察機關依法終結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