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名著”出版1000種之后

“對于一個青年人來說，恐怕只有戀愛可以跟這件事媲美了。”

這是40多年前，一位年輕讀者在寄給商務印書館編輯的信中寫下的肺腑之言。

“這件事”，指的是一套叢書的出版。

1981年，一批“小白本”——《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后稱“漢譯名著”）橫空出世，像一簇簇蒲公英種子，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飄向大江南北。

到1982年2月，商務印書館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建館85周年紀念會時，叢書第一輯50種69冊已全部出齊。

黑格爾的《美學》、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些在人類文明長河中閃耀獨特華彩的經典著作，以最樸素的模樣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素白封面一角印著燙金的蒲公英燈標志，橙、綠、黃、藍、赭5種顏色的書脊，區分出不同學科的分類，也在書架上筑起一面面“彩虹墻”，成為幾代中國學人記憶中共有的風景。

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陳原在發刊詞中不無豪邁地寫道：“通過這些著作，人們有可能接觸到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達到過的精神世界……這套叢書的出版說得大一些，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端。”

而這，也是一個出版傳奇的開端。

蒲公英種子隨風播撒，1996年“漢譯名著”出齊300種，2011年500種，2017年700種，到2024年出版至1000種……

攀升的數字背后，是中國人對世界從未停歇的求索，和一個古老民族在開放包容中重構精神坐標的努力。

2025年，作為中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也極為重要的學術翻譯工程，“漢譯名著”正式邁向第二個“1000種”。

站在新起點上，人們難免要回顧過往，也難免好奇，當第1001顆種子啟程，它還能否找到屬于這個時代的土壤？

在信息爆炸、短視頻主導注意力的時代，這套叢書還能找到它的讀者嗎？經典又還能否影響普通人的生活？

前 奏

盡管“漢譯名著”正式推出于1981年，其出版淵源卻能追溯到晚清。彼時，被后世譽為“中國出版第一人”的張元濟，懷著“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熱忱，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開始有計劃地引介國外學術著作。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

1905年，嚴復譯《天演論》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鉛印本，到1921年，重印20次，成為轟動一時的“名著”。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給睜眼看世界、求索救亡圖存之道的國人帶來巨大沖擊。許多人甚至因此改名。有人改叫陳競存，有人改叫楊天擇，一個胡姓少年改名為“適”，字“適之”，在之后的新文化運動中成為旗手。

20多年后，王云五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留意到新學書籍“雖零零星星間有出版，卻鮮系統”，于是“廣延專家，選世界名著多種而漢譯之”，在1929年推出頗具影響的西學譯叢《漢譯世界名著叢書》。

今天，“漢譯世界學術名著”這一叢書名便是由此沿襲而來，以示對先行者的繼承與發揚。

這場跨越世紀的譯事接力從未中斷。

196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陳翰伯背著自己的鋪蓋住進北大“蹲點”。他密集走訪了哲、經、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位學者，記錄下40頁筆記。

那些年，為探討外國學術名著出版的選題、尋找合適的翻譯人選，陳翰伯遍訪各地學者。在他的主持下，從1958年到1966年，商務印書館以驚人的魄力持續翻譯出版了近400種外國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又儲存下大量譯稿，成為后來“漢譯名著”的選題“水庫”。

陳原曾回憶，在“漢譯名著”推出前夕，1980年，他去醫院探望住院的陳翰伯，兩人多次商議“如何加速翻譯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將張元濟、嚴復、林紓以及所有文化先驅的著譯傳播人間”。

這是百年譯事背后的精神圖譜。不同時代的出版人，以相似的熱忱、擔當和文化自覺，回應時代所需，搭建貫通古今東西的學術津梁。

正是因為有這些前奏，改革開放之初，當陳原在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工作時，“漢譯名著”方能如他形容得那般，“霹靂一聲”“像變魔術一樣”，亮相于讀者眼前。

當第一輯“小白本”被送到商務印書館琉璃廠門市部時，求知熱情久經壓抑的人群擠破了柜臺。

那個將叢書出版與“戀愛”作比的讀者不會料到，他信中的形容會成為時代精神的注腳。

傳 承

在紀念“漢譯名著”出版至1000種之際，常有人提到這樣一句話：“漢譯名著”是一套沒有主編，也沒有編委會的叢書。

這句話有怎樣的深意？

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李霞說：“這意味著它不是幾個人一段時間的功績，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集體的傳承。”

少有叢書能持續出版幾十年，但“漢譯名著”最初便有此預期。其規模之巨、持續之久，決定了它不可能由幾個人主持，也不可能由一代人完成。

在過去40余年里，這套叢書歷經幾代編者、學人之手，但始終保持著一脈相承的氣質，其背后是一套嚴格又飽含匠心的程序與“道統”。

1984年冬，商務印書館召開專家座談會。102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漢譯名著”的選書標準達成共識：“凡在世界學術史上有反響、有定評，是某一學科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可視為名著。它們的作者應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種思潮的先驅者、代表者，積累了那個時代文明的精華。”

“漢譯名著”沒有主編和編委會，所收書目須經專家論證等做法也自此確立，延續至今。

讀者們或許并不知曉，每本“漢譯名著”的誕生都歷經層層“嚴選”——

譯著須先以單行本或其他譯叢的形式出版，經數年時間考驗，獲得社會和學界好評，才有資格入選“漢譯名著”的選題“水庫”。

每隔幾年，規劃新一輯“漢譯名著”時，編輯要進行書情調研，召開選題規劃會，聽取學術界的意見，從“水庫”中篩出100種備選書目，隨后，召開學術論證會，邀請各學科學者為這些書評級。最終，約半數書目可以入選新一輯叢書。

遴選的主要原則只有兩個：一是備選著作是否符合“名著”的標準，二是其翻譯質量是否過硬。

早在叢書第一輯發刊詞中，陳原就鄭重寫道：“這套書的選錄是嚴謹的，原著是有代表性的，譯文是認真的（其中有迄今為止最好的譯本……是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翻譯水平的）。”

這是“漢譯名著”堅守至今的傳統。

在堅守的一端，是幾代學人一往情深、傾盡心血的付出。

“漢譯名著”的譯者多為相應領域學者，兼具專業學術背景和高水準的語言能力，其中不乏朱光潛、賀麟、費孝通、何兆武、厲以寧等學界名宿，還有更多學界之外少為人知的學者，懷揣同樣的擔當與赤誠，責無旁貸地投身于這項事業。

李霞曾為了解“漢譯名著”的歷史查閱資料、請教館里的老編輯，聽過許多動人往事。

1980年，83歲的美學家朱光潛決心翻譯18世紀啟蒙運動著名學者維柯的代表作《新科學》，歷時數年，譯稿完成。1986年，在臨終的前幾天，老人神志稍有清醒，就掙扎著往樓上書房爬。被家人勸阻時，他囁嚅著說，想趕在死前把譯稿的注釋部分做完。

歷史學家戚國淦90多歲仍熱心參與“漢譯名著”的選題規劃，幫忙審校譯稿，撰寫多篇序言，自言是這座“世界精神公園”忠誠的“義務灌園叟”。新中國成立之初，他旁聽老一輩師長論史，談及名著翻譯，老師們感嘆時不我與，囑咐他多做一些，“這種期許，使我畢生難忘。”

一批譯者年事漸高，新一批譯者便向前接力，薪盡火傳，像履行一個古老的密約。有些師門，上下幾代都是“漢譯名著”的譯者。

李霞說，在稿費微薄、學術翻譯不算學術成果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學者愿意參與名著翻譯工作。“大家認為這是值得做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我們互相高度認同。”

堅守的另一端，是叢書編輯們日復一日、嚴謹細致的勞作。

商務印書館向來有給新編輯安排導師的傳統。2002年，李霞取得北大人類學博士學位，來到館里工作，被分配到哲學和政法學術背景的兩位編審導師手下，他們手把手地帶著她掌握編輯這門手藝。

“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導師，我們去問的時候，他們都很高興。我能感覺到老編輯身上有種責任感，想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傳給年輕人，就這樣一代代傳下去。”李霞說。

她至今清晰地記得，20多年前，導師徐奕春跟她一再叮囑，編輯要始終想著讀者、方便讀者。為了索引按中文音序還是按外文音序排序更方便，他們在辦公室里據理力爭、互不相讓，逗得路過的同事哈哈大笑。

后來，李霞自己也會跟年輕編輯們一遍遍強調，做編輯，心里必須時刻裝著讀者。

負責牽頭“漢譯名著”編輯工作的商務印書館學術編輯中心主任李婷婷記得，編輯傅雷的譯作《藝術哲學》時，因為年代久遠，書中一些人名的譯法有別于當下通用譯法。

李霞帶著編輯們反復探討，決定在書后增加人名對應表，列出書中人物的外文原名、傅雷的譯名和當代通行譯名，既保留了傅雷譯本的原汁原味，又便于讀者閱讀。

李婷婷回憶，書里人名眾多，為這個表，編輯花了一兩個月做笨功夫。“但從讀者角度來權衡一件事情做不做、怎么做，這對我的編輯生涯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漢譯名著”的編輯以專業性著稱。學術編輯按人文社科的不同學科專業方向招聘。譯稿到了館里，會安排給相應專業出身的編輯負責。編輯自身必須有翻譯能力，編校譯稿要對照原文核對。

經過幾十年積累，“漢譯名著”從注釋、文獻等體例規范，到學術著作的翻譯規范，形成了一套標準做法，如同標桿，推動了中國學術規范的確立。

編輯這套叢書，了解它的歷史，一位資深編審深深感嘆：“我們這個民族，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有一股清流，都有一群人在埋頭做事。”

站在“1000種”的里程碑前回望，所謂專業，所謂經典，所謂傳奇，是一代代學者與編輯用各自的方式堅守接續，合力寫就的一部集體傳記。

突 圍

浙江大學圖書館館長、敦和講席教授孫周興，是目前譯著入選“漢譯名著”最多的譯者。在“漢譯名著”（1000種）出版研討會上，他拋出兩個問題，激起與會者的共鳴：“這1000種怎么賣出去？后1000種怎么做？”

時代在變。人們如今獲取信息的渠道如此多元，閱讀習慣和需求也大異于前。出版者們并不諱言，“漢譯名著”正面臨不小的挑戰。

李婷婷感覺，對“漢譯名著”高度認同、感情最深的讀者已是較為年長的群體。

李霞時常被問，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已經不讀這些書了？

學術編輯中心的“90后”編輯龔李萱逛書店時發現，北京幾家頗受文藝青年喜愛的人文社科書店里，竟然找不到一本“漢譯名著”……

令編輯們尤為苦惱的是，當“漢譯名著”以品質經典的形象深入人心，不知不覺間，也被貼上“學術專供，生人勿近”的標簽，被局限在狹窄的圈層。

有年輕人覺得，我不做學術研究，這套書跟我無關。也有讀者直言，看封面和書名，就覺得讀不懂，買回去也不會看。

“這是我們特別想避免的情況，我們不希望它成為古董，讓讀者敬而遠之。”李霞提起一份觸動過她的美國高中生必讀書目，其中幾十本書都收錄在“漢譯名著”中。

“首先，要讓讀者知道，這些書是他們可以去讀的。”在她看來，如果說張元濟、王云五時期引介域外經典，是給進步知識分子提供思想火種；改革開放后的“漢譯名著”，是推動學科建設的基石；那么，在人們眼界和知識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漢譯名著”已經到了走出象牙塔的時候，其新的定位應當是“全社會的通識讀本”。

“1000種里，至少100種能走出學術圈，擴展到通識教育領域。特別是學科分科成熟前的著作，普遍比較好讀。蒙森的《羅馬史》還獲過諾貝爾文學獎。對于讀者反映讀不懂、讀不出好在哪的著作，我們也在想辦法做開發。”李霞正帶隊開展讀者調查，了解廣大讀者對“漢譯名著”有什么期待，閱讀中的難點是什么，以及對出版社的建議。

讓她倍感欣慰的是，“漢譯名著”的新老編輯們都在為讓經典“破圈”而積極探索。學界和業界也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從增加專家導讀，推出針對青少年、職場人等不同群體的版本，到以AI技術開發學術翻譯大模型、創辦線上學校等。

李婷婷從辦公室里翻出幾樣小物件：“漢譯名著”的日程本、書簽、新書書單……這些都是團隊里的年輕編輯們自己設計、自費制作的，其中部分已經作為抽獎獎品送給讀者。

“他們在這方面沒有任何績效考核，完全是自發進行各種嘗試。”李婷婷說，“編輯這些書籍、深入了解它們，會覺得這些書這么好，跟人的關系這么貼近，可就是送不到更多人群身邊。這是讓年輕編輯最沮喪也最迫切想改變的事。”

新書書單是龔李萱設計的。發現一些不錯的書店里沒有“漢譯名著”后，去年起，她每個季度都制作這種書單，跑去送到書店。

因為MBTI人格測試這兩年備受年輕人青睞，龔李萱還制作了一副“漢譯名著”的MBTI卡牌。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里的句子被印在“指揮官（ENTJ）”人格的卡面上。

所有嘗試，都是為重新聯結讀者與經典。

李婷婷指出，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往往是因為回應了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跟每個人都切身相關”。

2024年末，商務印書館推出“漢譯名著·經典五十種”，從1000種“漢譯名著”中精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藝術5大學科各10種經典中的經典，做成分學科的小套裝，邀請專家撰寫名家導讀，并附贈手提袋、護書袋等文創產品。

作為一次從內容到形式推陳出新的嘗試，編輯們絞盡腦汁，試圖想出一句口號向讀者展示這套書的魅力。

最后，被印在文創產品上的是這樣一句話：“每一頁都是突圍，每一頁都是回歸。”

經典不提供答案，卻能提供抵御焦慮與虛無感的鎧甲。李霞的期許是：“希望書中的思想和智慧能讓人們有力量突破繭房，同時又回歸自己真正的內心。”

新 章

商務印書館執行董事、黨委書記顧青表示，“漢譯名著”已經向著2000種重新啟航。做學術出版是為天下人做事，商務人不怕規模大、時間長、難度高，會投入更多力量，將這項傳承數代的事業繼續做下去。

“這個承諾有點超出我的想象，但它非常重要。”叢書譯者、北大歷史系教授劉北成認為，“漢譯名著”要出版2000種的承諾背后，體現著我們對世界的開放態度，也檢驗著我們能否在時代流轉中始終凝聚共識。

近年來，“漢譯名著”順應時代所需，將收錄作品的時間下限從二戰前延伸到20世紀末，以更好地展現當代重要學術成果；所涉學科領域也拓展到各細分學科、前沿學科和交叉學科；選題上，更多非西方名著被引入，呈現文明互鑒的豐富圖景。

從第一本“小白本”到現在的1000種之后，“漢譯名著”似乎在一圈圈描畫越來越大的圓周，順應時代潮流，又錨定精神坐標。

李霞注意到，“閱讀原典、回到原典”的讀書風尚正在許多學校興起。從市場表現也能看出，“漢譯名著”擁有一批忠實擁躉。《理想國》等書籍可觀的銷量，表明它們已經在走向大眾。

經典始終顯示著永恒的價值與生命力。

“有些事物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發光的。雖然書業面臨很多挑戰，我還是相信最終會迎來一種回歸。畢竟，不管以什么形式，人總還是會渴望得到有營養的東西。”她思索片刻，“我們要做的，可能還是在形式上不斷創新，用年輕人能接受的方式，把經典中的思想和智慧傳達出去。”

新一輯“漢譯名著”的編譯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每一頁都是突圍，每一頁都是回歸。”只要人類文明的大地廣袤無垠，蒲公英的種子總能乘風找到新的土壤，續寫新的生命篇章。（記者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