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養老模式層出不窮養老專門立法仍顯不足

新型養老模式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 本報記者 　朱寧寧

沒有人能躲得過生老病死。如何優雅而有尊嚴地老去，是個繞不開的話題。也因此，許多還稱不上是“老人”的人已經開始對養老有了規劃。

隨著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推進，我國養老產業逐步發展，一些新型養老模式，比如“抱團”養老、“旅行”養老、“旅居”養老、“興趣”養老等開始進入公眾視野。應當看到，這些新型養老模式的出現，不失為解決當前日益嚴峻的養老問題的新的有益嘗試。然而，由于尚未規范性、規模化，這些新型養老模式也暴露出不少問題。

記者近日從業內人士處獲悉，民政部相關負責部門正在組織專家起草養老服務促進相關立法。一些專家呼吁，盡快構建養老法治體系，規范新型養老模式發展，同時為其健康發展提供全面法律保障。

新型養老模式興起

曾經有一部講述日本7位老奶奶“抱團”養老的短片在網上很火。7位平均年齡80歲的單身奶奶，不想一個人寂寞地變老，更害怕孤獨地死去，搬進了同一棟公寓樓，開始“抱團”養老。她們互相扶持，經常一起去旅游，單身老年生活由此變得詩意盎然。

片中幾位老人的老年生活成為很多網友羨慕的對象。在不少人看來，這是一種接近完美的養老方式：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把酒言歡、談天說地……一切都看上去很美。

這樣新鮮的養老方式已在我國不少地方慢慢出現。就在去年，“5位單身姐姐的養老之家”的話題一度沖上微博熱搜。有媒體報道，5位平均年齡50多歲、相識將近20年的單身閨蜜，在云南買房“抱團”養老。很多網友羨慕不已，并希望自己將來也這樣“抱團”養老。

幾個毫無血緣關系的老人組建“新家庭”，各司其職，搭伙過日子，同時把不住的房子租出去，租金還可以成為新的經濟來源。很多人覺得，這種帶有互助性質的“抱團”養老，不僅減輕了年輕人的養老負擔，還可以滿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然而，與此同時，“抱團”養老似乎也沒有看上去那么完美。“親姐妹抱團養老，4年后卻變成了仇人”“5位阿姨抱團養老才兩個月就散伙”等消息也屢見報端，一拍兩散的結局讓人唏噓不已。

“我國目前老齡化速度較快，老年人口數量多，高齡老人、空巢老人越來越普遍，因此，出現一些新型養老模式屬于正常現象。”全國老齡法律論壇秘書長、北京老齡法律研究會會長陳洪忠指出，不斷出現的新型養老模式目前存在的最大的共性問題，是人們普遍還沒有把養老放在維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治角度和高度來思考，社會大眾對于養老模式的關注仍然停留在具體的生活照料方面，由此也引發了不少法律問題，老年人的錢“好騙不好賺”現象很普遍、很突出。

“缺少有效監督的居家養老會觸發社會問題不斷出現。”陳洪忠指出，包括所謂的“抱團”養老、“同居”養老、“互助式”養老、“搭伴”養老等新型養老模式在內，養老必須規范化、專業化并可監督。

立法呈分散性特點

應當看到，我國老齡法制建設經過多年的發展和積淀，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果。立法方面，除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外，國務院及其部委以及地方也制定了規章及其他一系列規范性文件。自本世紀初，民政部等11部委聯合頒布《關于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成立后先后制定和出臺一系列老齡政策文件。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為提升我國新時期老齡事業發展水平、完善養老體系進行頂層制度設計。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升為一項重大的國家戰略，明確了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遠期展望至2050年的一系列戰略目標，這也是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性、綜合性、指導性文件。

但在陳洪忠看來，部門和地方立法的頻繁出臺以及國家政策性文件的不斷頒布，也使得相關老齡立法呈現出分散性的特點，由此也造成對老年人保護的體系化與科學性的不足。

“應當通過立法協調發展養老保障三大支柱，鼓勵私人養老金發展。”陳洪忠建議，用立法建設落實長期照護保障制度，完善長期照護制度體系構建，加強照護服務品質監管。規范居家—社區養老服務行為，引導老年人養老觀念的解放。促進市場的專業化服務，發展老年人互助養老。

立法完善監管機制

“新型養老模式在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財產權、隱私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問題，因此，亟須立法來界定權利義務關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劉建指出，各種新型養老模式已經在全國范圍內不同程度地出現，立法應當及時作出前瞻性的回應和規制。

在劉建看來，通過專門的養老立法，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完善民法基礎理論，尤其是婚姻家庭、扶養、監護等理論，另一方面通過立法明晰“搭伴”養老、“同居式”養老之間的權利義務，可以降低社會養老交易成本，穩定家庭成員關系和助力社會安定和諧。

中國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學會老齡法律分會常務理事、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鄭翔認為，從法律制度層面來看，要使新型養老模式在基層得以真正落實，首要的就是在立法中完善相關新型養老服務的激勵機制。

“要通過立法，完善養老機構運營中的糾紛處理和風險防范的相關規則，通過簽訂養老服務協議和支持養老機構投保意外責任保險等方式，形成養老服務風險在各個主體之間的合力分擔機制和應對機制。”鄭翔指出，應明確產業扶持措施，要求增加對養老服務的投入，并在財政、稅費、土地、融資等方面形成規范措施，鼓勵、扶持社會力量提供養老服務；加強養老服務隊伍建設，規范養老服務人才培養、使用、評價和激勵制度。

與此同時，鄭翔認為，應通過立法完善養老服務質量監管機制，規范養老服務綜合監管制度。在對新型養老模式的服務質量進行規范監管時，將監管對象擴展到物業管理公司、社區養老服務中心等，將監管手段升級，依托5G、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基礎設施建設，將高新技術運用于養老服務監管技術和措施，提高監管效率，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