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9月9日發布實施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年）》，是中國政府連續發布的第四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標志著中國人權事業已成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四期計劃均設置了具體、明確的人權指標和要求，成為規范政府及其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行為指南。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下，新計劃對環境權的規定系統全面，具有開創性和前瞻性，意義重大。

展現環境權保護歷史脈絡

縱觀四期計劃中關于環境權的規定，可以把握12年來中國環境權保護的歷史脈絡和時代變遷。第一期計劃是在國際法和我國憲法、法律尚未明確承認環境權的背景下，率先以國家人權政策的方式確立了環境權及其實現目標，通過加強政府的環境保護責任保障公眾環境權，具有國內和國際雙重意義。

在首部計劃發布的同年，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了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的戰略高度，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后，中國環境權保護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戰略中展開，二者相互依托、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目的和最終結果是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環境權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出發點與歸宿。第二期和第三期計劃延續并擴展了環境權的內容，立足于解決重金屬、飲用水源、大氣、土壤、海洋污染等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實現了環境質量的總體改善。國家人權政策對環境權的納入，促進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法治的長足進步。生態文明被寫入黨章和憲法，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接連修訂和完善，在《民法典》等法律中也增加了綠色維度，我國的生態環境狀況持續好轉。

全面構建環境權保護政策體系

從污染防治到全面保護，從環境質量單一維度到兼具實體與程序的雙重維度，從關注國內焦點環境問題到應對全球環境危機，新計劃大大豐富了環境權的內涵，全面構建了中國環境權保護的政策體系。

首先，從體例上看，環境權在整部計劃中的位置更加突出醒目。在前三部計劃中，環境權均置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一章之內，新計劃將環境權獨立成章，提升到了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并列的地位。這不僅僅是篇章結構上的形式改變，而是反映了中國環境權保護的整體布局和發展路徑。中國環境權保護的獨特路徑是通過生態文明建設在黨和國家方針政策中的頂層設計，繼而落實于具體的環境法律和政策，并通過嚴格的環境執法和公正的環境司法加以實施保障。其中《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對于環境權的規定是鏈接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政方針與公民實現環境權利的重要環節。因此，新計劃提升環境權的地位，不僅呼應了“五位一體”的國家發展戰略，也彰顯了中國人權發展理念的重要特征。

其次，從內容上看，新計劃新增了環境信息公開和環境決策公眾參與兩項程序性權利，通過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強化了環境救濟權。前三期計劃對于環境權的指標設計主要聚焦問題突出領域的環境污染防治，側重于實體性環境權益的保護。然而，實體性環境權的實現離不開知情權、參與權等程序性環境權的保障。新計劃結合《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等制度，全面強化政府和企業信息公開義務，加強環境風險評估和監管，切實保障公眾知情權、參與權。完善環境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保障公眾的救濟權。至此，在我國人權政策中，環境權發展成為了兼具程序和實體兩個維度、內容完整的權利束，不僅為公眾環境權的實現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也為未來環境權的法治化奠定了基礎。

第三，關注全球三大環境危機，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1年發布的《與自然和平相處》報告揭示了全球面臨的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環境污染三大環境危機。新計劃不僅致力于解決國內環境污染問題，而且通過具體的指標設計和制度安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保障生物多樣性，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在今年8月9日發布的第六次報告再次強調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以及全球采取緊急行動的必要性。新計劃采取減緩和適應舉措并重的方法，努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升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綠色計劃助推環境權法治化

盡管在憲法和法律中沒有明確環境權作為人權的范疇，但以《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為代表的中國人權政策將環境權確立為一項人權，并通過設置明確而具體的指標，嚴格評估和落實。新計劃全面系統地構建了環境權的保護體系，既包括實體性環境權益，也包括程序性環境權益。在環境權立法保障闕如的背景下，環境權的政策保障起到了引導和補充法律保障的作用，成為法定權利向實有權利轉化之間的媒介，必將在實踐中促進環境權實有權利的實現。

12年來，經過連續四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發布與實施、評估與總結，不僅明確承認了環境權作為人權的地位，而且為中國環境權的法治化提供了政策引導和實踐基礎。這既順應國際環境與人權的發展趨勢，也有助于中國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目標。

（作者為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