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推價值觀,美國意識形態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國白宮8月11日宣布,拜登將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舉行線上“民主峰會”,并在一年之后舉辦線下面對面的峰會。顯然,美國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領導者和主要捍衛者。但諷刺的是,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調顯示,在世界范圍內,美國被視為民主的最大威脅。在53個國家和地區的5萬多名受訪者中,近一半人擔心美國威脅到他們國家的民主,對美國在全球的影響持負面看法。

長期以來,美國以“山巔之城”“上帝選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式價值觀鼓吹為至高無上的所謂“普世價值”,用美國的是非標準衡量其他國家,并認為美國有責任將其價值觀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冊子《常識》中就宣揚,美國“有能力重新開創世界”。二戰期間,美國《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盧斯提出“美國世紀”的概念,稱“美國的理想將傳播到世界各地,把人們從野獸那個層次提升到贊美詩中所說的比天使略低的層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樂,美國生產原漿,全世界一個味道。美國口中的“普世價值”,不過是按照美國標準、由美國說了算的“美式價值”,其本質是美國維護全球霸權的意識形態工具。

一方面,美國利用其文化和傳媒領域的強勢地位,在全球范圍內特別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強行推廣美式民主和價值觀,輸出美式政治經濟模式,大搞意識形態滲透。另一方面,美國打著所謂“普世價值”的幌子,妄圖占據道德和國際輿論制高點,肆意打擊被其視作威脅和對手的國家與實體,人為制造分裂和對抗。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強化美國文化作為世界各國文化‘榜樣’的地位,是美國維持霸權所必須實施的戰略。”

美國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操縱。1953年,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鼓吹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時說:“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2010年,以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向國會參眾兩院提交《國家戰略傳播構架》報告為標志,美國政府主導的國家宣傳體系進入一個更加具有聯動運作能力的階段。英國《衛報》2014年曾披露美國國際開發署一個企圖利用音樂來推翻古巴政權的秘密項目:美國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樂家,假裝開展文化活動,但真正目的是利用這些人煽動歌迷反對古巴共產黨和古巴政府。這再度印證了杜勒斯曾說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

美國還把經濟援助和政治制度掛鉤,通過它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向非洲國家施壓,逼迫這些國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歷任總統都把促進受援國“民主化”當做美國對外援助的首要目標。但這樣的行為給受援國帶來的往往是災難。許多非洲國家因急劇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私有化誘發政治危機甚至大規模流血沖突,一些國家至今仍然政局動蕩。贊比亞學者丹比薩·莫約批評說,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發展援助對解決非洲問題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臺后不斷宣揚“回歸多邊主義”,但實際上卻是以意識形態劃界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以意識形態站隊、陣營之間選邊來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四邊機制”“五眼聯盟”“七國集團”等小圈子、小集團的規則本質上就是美國霸權規則,根本代表不了國際社會。例如,拜登政府糾集英國、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炒作新疆“強迫勞動”等所謂“中國人權問題”,然而這些國家自身不僅存在種族屠殺、文化滅絕等黑歷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上,有90多個國家對中國表達支持,對反華小集團說“不”,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正義呼聲。

美國《外交》雜志網站刊文指出:“從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貿易規則,從氣候變化到經濟發展,美國正在積極阻撓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優先事項。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義加劇了全球的民主危機,使美國的權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亞政治學家伊萬·克勒斯特夫今年5月在《紐約時報》網站發表文章說,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國家”已經失去了定義民主的壟斷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項研究表明的那樣,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們仍然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雜志上撰文指出:“單極世界已經過去,那種以為其他國家只會等著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覺也應隨之破滅。”(執筆記者:柳絲;參與記者:王文、楊柳、劉明霞、傅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