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月23日電(國際觀察)美國才是“債務陷阱”制造者

新華社記者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美國政客針對他國頻繁炒作所謂“債務陷阱”問題,試圖借用這一概念干擾破壞發展中國家投資合作。其邏輯是,越多投資意味著越多債務,債務難償就會落入“陷阱”,最終導致資產損失、發展受限。

如果說存在所謂“債務陷阱”,那么美國才是這種“債務陷阱”的制造者。美國是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者,發展中國家屢次爆發債務危機都與“美國因素”密不可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貨幣政策轉向,明顯沖擊發展中國家債務穩定;美國制造“債務陷阱”的目的就是讓美國資本輪番“收割”發展中國家優質資產,嚴重破壞發展中國家償債能力,削弱其發展基礎,阻斷其經濟跨越之路。

發展中國家“債務陷阱”的“美國因素”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債務近年大幅增長,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受到關注,美國借機炒作所謂“債務陷阱”問題,抹黑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形成債務關系本身是正常的經濟行為,只有附加苛刻政治條件或帶有惡意目的的債務才存在“陷阱”,炒作“債務陷阱”無非是將經濟問題泛化、政治化。如果說發展中國家可能陷入“債務陷阱”,那么縱觀半個世紀國際債務問題,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缺乏監管的借貸金融創新、華爾街惡意做空等,才是數次債務危機“爆雷”、發展中國家落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世界銀行2019年底發布研究報告說,自1970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共出現四次債務累積浪潮。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爆發債務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本世紀前十年中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第四次債務累積浪潮始于2010年并持續至今。報告認為,第四次債務累積浪潮中,新興經濟體處境比2009年脆弱得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和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全球經濟監控部門主任哈米德·拉希德2020年7月聯合撰寫的報告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量化寬松政策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了債務泡沫。從約半個世紀前金融市場自由化以來,債務危機就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經常出現,讓相關國家、地區甚至全球經濟付出巨大代價。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周玉淵接受新華社記者書面采訪時表示,201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增長中,美國等西方國家私人金融部門貸款快速增長,包括債券市場和商業銀行貸款,增速和規模遠超多邊金融機構和中國金融機構。根據世界銀行國際債務統計估算,2020年拉美成為全球負債率最高的地區,其外債主要來自國際金融市場,華爾街和美歐商業銀行是主要金主。在非洲,來自私人金融部門的外債比重快速上升,已成為該地區最大的外債來源。

肯尼亞國際關系問題學者卡文斯·阿德希爾表示,非洲債務問題有其歷史原因,來自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在非洲國家債務中占比高達80%。在肯尼亞,大部分外債以美元形式持有。

阿根廷飽受債務困擾,至今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大債務國之一。阿根廷社會學家馬塞洛·羅德里格斯認為,這正反映了美國在拉美實行的干預主義。在阿根廷與一系列債權人的有關談判進程中,美國一直是真正主角,其目的是加強對地區國家的干預和控制,維持在跨國金融資本領域的霸權。在債務形成、金融投機、資本外逃、債務談判等過程中,債務國民眾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國家主權不斷喪失。

沖擊發展中國家債務穩定的“美元因素”

擁有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美元供應及其利率變化是全球債務的重要影響因素,美聯儲貨幣政策對發展中國家債務產生顯著影響。上世紀80年代,美聯儲為應對滯脹連續加息,導致國際借貸成本驟增,引爆拉美國家債務危機。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東盟研究中心主任湯之敏表示,21世紀初,得益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恢復及國際社會減債努力,發展中國家債務狀況得以改善。然而,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遭受重創,債務規模明顯擴大。美聯儲為挽救本國經濟實行量化寬松,帶動全球流動性大增,成為近年發展中國家債務增長的貨幣源頭。

當前,美國經濟從疫情中逐步復蘇,為應對高通脹壓力,美聯儲多次釋放可能提前加息并啟動資產負債表縮減進程的信號。IMF警告,這可能造成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令全球金融環境收緊。

國際金融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將從四個方面沖擊發展中國家債務:首先,將引發美元升值,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存量債務償債成本上升;第二,將帶動全球融資成本上漲,導致借債成本上升;第三,將導致流向發展中國家資金減少,加劇其借債來源短缺;第四,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可能下跌,導致依靠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收入減少,償債基礎遭到破壞。

美國企業研究所經濟學家德斯蒙德·拉赫曼表示,美聯儲加息預期已導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減少,如果加息步伐快于預期,國際資本將加速從新興市場回流美國,債務水平較高的新興經濟體面臨嚴峻挑戰。

影響發展中國家償債能力的“美資因素”

償債能力來源于經濟可持續增長。但處于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發展中國家難以獲得公平的發展權益,還要被強大的美國資本多輪“收割”,導致經濟“造血能力”不足,償債能力受到制約。

美國的國際財團掌控農礦產品市場定價權,直接影響依賴此類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國際收入。湯之敏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貿易條件經常惡化,還本付息能力不足;缺乏資本、基礎設施和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使得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長期處于不利地位,從根本上影響償債能力。

華爾街金融資本在國際市場興風作浪、攫取利潤、制造危機,遏制新興國家發展勢頭。菲律賓金磚國家政策研究會研究員、政治學教授安娜·馬林博格-烏伊認為,華爾街金融機構和投機者惡意做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主權貨幣,引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少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債務負擔加劇。

美國資本抄底新興市場國家優質資產,削弱其經濟發展基礎。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為拯救經濟,被迫允許外資進入命脈企業,不少民族品牌背后是美資身影。在拉美,羅德里格斯認為,阿根廷對跨國資本并購未能適當控制,美國主導的資本力量成為最大獲益者。

“債務陷阱”背后的“美國意圖”

長期以來,世界對美國多次制造“債務陷阱”的真實意圖有著越來越清晰深刻的認識。

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頻繁危機后,拉美經濟愈加被動適應美國政策調整和經濟周期潮汐變化,受制于外債掣肘和市場開放壓力,被迫服從美國經濟和金融體制之需。在此過程中,美國對拉美的經濟政策具有顯著的“門羅主義”色彩。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發生劇變后,美國加速調整全球戰略。2001年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奧村皓一撰文說,1992年以后,美國對外投資額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通過開發金融和資本市場,美國向發展中國家滲透西方金融管理方式。在拉美,摩根銀行積極為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的電信和石油等國營企業的民營化和大型項目提供貸款。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企業利用當地政府和企業陷入債務困境、本幣大幅貶值,以低廉的價格收購這些國家的優質企業或企業股份。

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美國《華爾街日報》2001年曾對經濟和商業界人士提出“美國能否經受住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時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的杰弗里·加滕直白地表示,美國大公司應當在亞洲堅持到底,利用前所未有的機會在那些一直不準外國大量投資的行業便宜地購買資產。幾年之后,亞洲市場無疑會強勁回升。而事實也正是如此,且類似戲碼反復重演。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新聞》2013年刊文《要防備世界經濟的潮流變化》表示,美國是市場波動的震源地,震蕩過后,美國經濟回升,在危機時期起到托底作用的新興國家卻蒙上陰影。

長期以來,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資金支持以擺脫落后局面。合理的債務關系、良性的貸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支持,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縮小發展差距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美國通過經濟實力、資本實力、美元霸權主導國際融資環境、攫取資源和利益,使發展中國家背負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后者落入發展陷阱的重要推手。(執筆記者:鄧茜;參與記者:陳寅、王嘉偉、陳瑤、趙暉、郭雨祺、康逸、高攀、劉亞南、王亞光、倪瑞捷、黎華玲、荊晶、蔡蜀亞、黃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