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濛溪河遺址是具有豐富植物性遺存的遺址，將改寫人類利用植物的歷史”“屈家嶺遺址的水利系統，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有水壩的水利系統”……1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發布會現場，專家們熱烈討論。

專家委員會從30多項考古新發現申請中，評選出6項入選項目和6項入圍項目。四川資陽市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福建平潭縣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湖北荊門市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陜西清澗縣寨溝商代遺址、新疆吐魯番市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遺址等6項入選“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入選項目具有課題意識強、學術價值高等特點，科學精細發掘、多學科綜合研究，為未來進一步考古與研究打下基礎。

出土遺存上存在刻劃線條，顯示了古人藝術的萌芽

四川資陽市濛溪河舊石器時代遺址的關鍵詞是“植物”，從世界考古發現的角度看都很罕見。

“由于時代久遠，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有機物很少能保存下來，一般僅能發現大量石器和少量動物化石。我們常說舊石器時代是狩獵采集社會，狩獵的證據多一點，采集的情況卻往往只能停留在想象中，或依靠有限的孢粉和植硅石等進行間接判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介紹。

濛溪河遺址特殊的飽水埋藏環境，讓大量肉眼可見的植物遺存得以完整保存，包括大型樹木及橡果、李等30余科若干種的植物種子，其中部分植物，如胡桃科的核桃和薔薇科的桃等，都是首次發現。該遺址還發現了比例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傳統中藥里的藥用植物。

對資源的廣譜化利用，以往被認為是舊新石器過渡階段才普遍出現，發生在距今約1萬年。目前國際最早的植物廣譜利用的可靠證據發生在距今約2萬年，而濛溪河遺址很可能把古人類廣譜利用植物的歷史一下子提到了六七萬年前。

遺址出土的多件骨頭、石頭、橡果等遺存上，存在各種刻劃線條，包括平行線、十字交叉等不同圖案。這是國內迄今發現最早的一批刻劃行為，有專家認為，這顯示了古人藝術的萌芽。

其中一件動物化石上的“超微型刻劃痕”令人驚嘆。3.5毫米的長度內，分布著11道長短不一、有一定規律的痕跡。考古隊隊員與國內外環境考古、動物考古和痕跡學等領域的專家反復研究討論，認為這種痕跡幾乎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鄭喆軒希望未來能通過更科學系統的研究揭開謎底。

發現早期水利系統，體現史前治水理念的改變

經過6年多的發掘，福建平潭縣殼丘頭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有了重要收獲。遺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島，沿海岸山體東麓背風坡地連續分布，包括殼丘頭、西營、東花丘、龜山等遺址。“殼丘頭遺址呈現出我國沿海地區年代最早、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史前聚落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周振宇介紹，此次考古發現建立了東南沿海島嶼地區距今7500—3000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全面呈現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7000年以來的史前聚落形態及其變化發展規律。

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研究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多學科研究支撐下，對南島語族早期人群體質特征和生計模式的探索成果頗豐。西營、殼丘頭遺址發現的植硅體水稻遺存可追溯至7000多年前，這是中國東南沿海島嶼最早的水稻遺存。

“海洋文明的發展進程十分復雜，比如井頭山遺址就具有明顯的海洋性，但到河姆渡遺址，海生魚類遺跡發現卻非常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說，殼丘頭遺址的研究，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繼續探討。

提到湖北荊門市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認為，熊家嶺水利系統的發現具有重大意義。“長江流域多處遺址均發現了水利系統，比如良渚水壩，它的發現揭開了對良渚文化的新認識，又比如石家河、屈家嶺……這些發現都是在區域性中心聚落發現的，是聚落人口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的結果。”

熊家嶺水利系統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和溢洪道等構成要素。水壩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壩的年代為距今5100—4900年，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兩期壩體的各層堆積中，絕大多數都摻有禾本科植物根莖。

“屈家嶺遺址發現最早的有水壩的水利系統，標志著史前人類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陶洋說。

同時，屈家嶺遺址還發現了黃土臺基和眾多規模龐大、建造工藝考究的“磉墩”，是迄今發現“磉墩”的最早形態。其規劃理念、布局演變和社會結構傳統，反映了長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文明路徑，為考察史前水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長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進提供了重要研究樣本。

完整的遺跡、豐富的文物，為考古研究提供珍貴資料

陜西清澗縣寨溝商代遺址的發現，解答了困擾研究人員很久的諸多困惑。殷墟甲骨文記載，商代晚期商王朝周邊方國林立。以往考古工作顯示，陜北高原曾是商代方國重要分布區域之一，但其聚落結構和社會形態仍不清晰。陜西清澗縣寨溝商代遺址的發現，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孫戰偉介紹，寨溝遺址出土了東亞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制作精美考究。出土的青銅車馬器、玉器、骨器、漆器與殷墟商王陵文物的高度相似性，揭示了這一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

北京聯合大學校長雷興山教授介紹：“寨溝體量巨大的夯土建筑令人印象深刻。16米高的城體，還有石塊包邊，和石峁的風格很相似。在田野考古中總結出的這一區域所特有的‘多峁一體’的聚落分布形態，豐富了學界對于商文明的形成、模式與特質的認知。”

新疆吐魯番市西旁唐宋時期景教寺院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研究和文化遺產價值。中山大學教授劉文鎖介紹，中山大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學研究院于2021年開始聯合考古發掘。由于遺址分布在一座山丘上，先后進行的兩次考古發掘，采用“虛擬布方”加“實際布方”的方式，發現了遺址崗頂區的主體建筑遺跡及山坡上的部分遺跡。從布局上看，它們以南北向排列的3組建筑組合為中心，大致呈東西向分布。崗頂區房屋的功用，推測還有儲藏室、圖書室、廚房、寢室、酒窖等。在每區建筑物中均存在復雜的改建、增建、重修及疊壓跡象。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尤其是多語種文獻，其數量達到876件（組），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考古室研究員郭物介紹，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保存如此完整的遺跡和豐富的文物，為研究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后續的文書修復與釋讀將會掀起研究熱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的遼上京考古隊，通過10多年系統的考古勘探和發掘，拼綴出遼上京宮城的形制規模、東向軸線等關鍵性布局和沿革。編號為一號建筑基址的院落，經過3次營建，建筑朝向均為南向，院落的軸線方向、位置和整體規模、布局在遼金兩代沿用未變。同時，確認了幾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多次營建中保存下來的夯土臺基和相應的地面關系，豐富了對遼代建筑形制結構和營造做法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多年來持續在都城考古的理念與方法上進行探索，為城市考古提供了參照。”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說，在遺址保護的前提下，用有限面積的精細化發掘和關鍵性解剖，來確認平面布局、營建和使用的時代關系等，豐富了都城考古學的理念。“之前的考古發掘，發現并確認了宮城東門、宮城內一組東向的大型建筑院落，整體呈東西向軸線布局。此次揭示出的南向大型建筑，可能是遼上京西南分布的孔廟、國子監等重要遼代早期建筑，吸納了中原建筑的一些傳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汪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