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挪威新奧勒松6月25日電　通訊｜北緯79度的中國北極科考“大本營”——北極黃河站成立20周年側記

新華社記者張玉亮　郭爽　李超

6月的新奧勒松，哪怕是午夜，陽光依舊刺眼。這個位于挪威斯瓦爾巴群島上的小鎮，地處北緯79度，是人類在地球上的最北定居點之一，也是科學界聞名的極地“科考圣地”。

2004年7月，一對中國石獅“落戶”新奧勒松，標志著中國首個北極科考站——黃河站正式建站。20年來，黃河站始終是中國北極科考的“大本營”，共有660多位中國科學家來到這里，進行冰川、陸地、海洋、大氣等多個領域的研究和實驗，為研究極區、應對氣候變化貢獻著“中國力量”。

中國北極科考“大本營”

中國在地緣上是“近北極國家”，是陸上最接近北極圈的國家之一。1925年，中國加入了《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有權自由進出北極特定區域，并依法在該特定區域內平等享有開展科研以及從事生產和商業活動的權利。1999年，“雪龍”號極地考察船首次赴北極執行科學考察任務。2004年7月，在各方積極努力下，中國在北極地區的首個科學考察站——黃河站在新奧勒松建成。

“黃河站是我們北極科考的‘大本營’。自2004年建站以來，黃河站支持了包括冰川學、陸地生態學、海洋生態學、空間物理學、大氣和地理信息等各個專業領域的科學觀測、監測和研究。黃河站為我國極地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也為我國科學家認識北極、保護北極、利用北極發揮了重要作用。”黃河站站長胡正毅告訴記者。

據胡正毅介紹，截至2023年底，黃河站累計支持250多個業務和科研項目，保障660多位科考人員赴站進行科學考察。通過黃河站和“雪龍”號、“雪龍2”號等船站平臺，中國在北極地區逐步建立起冰川、海洋、大氣、生物、地質等多學科觀測體系，涵蓋科學研究、生態環境、氣候變化等多個領域。

極地科考合作的重要平臺

挪威極地研究所特別顧問金·霍爾門教授至今仍能回憶起2004年黃河站成立時的場景。他是黃河站的“老朋友”，甚至參與了建站前的預備會議。黃河站建站20年來，他與不少來黃河站科考的中國科學家成為摯友，進行廣泛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來黃河站從事科考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非常勤奮，都受過良好教育，待人溫和謙虛，他們為極地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霍爾門說，他和挪威極地研究所的同事都很樂意與中國科學家進行學術探討。“氣候變化在北極發生得最快、最劇烈。我相信，通過與中國科學家的共同研究，我們可以預測世界其他地區可能出現的氣候變化，這對科學研究和人類命運至關重要。”

正在黃河站駐站的同濟大學化學科學與工程學院趙紅穎教授告訴記者，她正在進行同濟大學領銜的一個國際合作項目。“我這次來北極的實驗任務是對北極地區海洋及大氣中的微塑料進行檢測和溯源。”她介紹說，中國環境、海洋、化學等學科的許多科研人員都參與了極地相關的研究課題，黃河站搭建的極地實驗平臺對相關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黃河站的平臺，我可能就無法順利地完成在極地的實驗。”

“我們經常去中國進行學術交流，也很歡迎我們的中國合作伙伴來新奧勒松，我們合作得很好，黃河站是一個很重要的平臺。”參與上述國際合作項目的挪威極地研究所生態毒理學負責人蓋爾·加布里埃爾森教授表示，他們期待與更多來黃河站科考的中國科學家交流。

不期而至的危險和“日以繼日”的工作

極地科考與危險和艱苦相伴。在黃河站外僅二三十米的地方，就豎著一塊“北極熊危險”的警告牌，要求人們必須配槍才能離開新奧勒松鎮區。

科考隊員、同濟大學博士生武小涵告訴記者，6月15日，在她抵達黃河站不久，就看到了新奧勒松管理方發布的北極熊警告：有一頭北極熊在距離黃河站不到1公里的小島上活動，隨時可能對科考隊員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6月25日，另一頭北極熊又出現在相近位置。“我從未想過危險會離自己這么近。”

除了不時出沒的北極熊，冰川上的裂隙、海洋中的冰山、突然降臨的暴風雪等都會對科考隊員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威脅。

科學考察的工作強度也是一大考驗。記者與胡正毅一起去冰川取樣，往返花了7個多小時，也只走到距離最近的一個觀測取樣站點。胡正毅告訴記者，如果去最遠的冰川取樣點，可能要花10多個小時走上20多公里。夏季的北極并無晝夜之分，24小時都是極晝。有時候上午出發，雖然回來時太陽仍然高懸，但已是凌晨兩三點。

“雖然苦，雖然累，雖然有危險，但結束工作回到站里，看到門口黃河站的牌子，看到會議室里鮮艷的五星紅旗，便感到自己為中國極地科考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胡正毅告訴記者，黃河站建站的20年，也是中國極地科考事業不斷發展、不斷突破的20年。近年來國家對黃河站的投入不斷增加，各項實驗儀器和設備逐漸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我堅信黃河站的未來一定會更好，中國極地科考的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