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畢業季。近日，多所高校要求畢業生結合成長經歷撰寫德育論文，并進行答辯。于是，關于“德育答辯”和“德育論文”的討論又一次被大家關注。

這也引發了北京某高校學生李蔚的思考：“我們都知道德育特別重要，但它其實更看重的是學生日常的行為規范，德育答辯會不會出現走過場等問題？”

不只李蔚，很多網友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撰寫德育論文、進行德育答辯，近年來已成為一些高校考核畢業生的重要方式。那么，這樣的考核收效如何？德育成效，究竟該怎樣考核？

旨在激發學生的“自我道德反思與評價”

何為德育答辯？

“作為一種自我道德反思與評價，德育答辯是本科生按照規定方式，對大學期間接受的思想政治、道德與法治、心理健康等教育的效果進行系統總結，以德育論文形式展示個人在校德育狀況，并通過答辯會向同學和教師展示并接受建議的一種德育方式。”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胡金木這樣理解。

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吳建偉看來，在青少年這一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使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我國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的當下，對畢業生進行包括德育在內的多維度評價，是對畢業生成長成才效果的全面考核，也是對高校回答“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效果的檢驗。

事實上，關于高校德育答辯的實踐探索已持續多年。記者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學從2003年便開始啟動畢業生德育答辯，要求每名畢業生結合自己的大學經歷撰寫德育論文，以回顧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活、人生感悟、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2022年，江西師范大學在當年畢業生綜合素質考評和獎學金等評定工作中，將畢業生德育答辯成績納入其中。

“撰寫德育論文、實施德育答辯，不僅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創新路徑，還能引導教育者全體參與，全方位評估學生在大學期間的思想品德與行為等綜合素質，從而推動高校德育工作向規范化、制度化、具體化發展。”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李晶補充道。

“德育答辯不僅建立了道德教育的閉環系統，還極大增強了德育工作的全程性與連貫性。”胡金木認為，“自踏入校園的那一刻起，學生們便開始思考個人發展方向，逐步明確目標、規劃未來。通過積極參與道德課程與各類活動，他們不斷調整發展規劃，實現自我成長。而在畢業之際，以德育論文和答辯形式進行自我反思，充分展示自身道德發展情況與未來努力方向，并進行師生評價，是大學生進行階段性自我檢視、更加順利地走向社會的重要一環。”

胡金木認為，德育答辯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自我成長的全新平臺。在這一過程中，學生不僅能更清晰地認識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夢想與目標、責任與擔當，還能深刻銘記師恩及同窗之誼。“這些都將成為他們未來人生路上的寶貴財富。”

不宜過度強調德育答辯的“考核”性質

在很多師生看來，德育答辯對于學生成長成才具有積極作用，但在具體教育實踐中，又可能面臨一些現實問題。

“一定要防止簡單化淺表化，忽視德育答辯的深層意義，演變為‘形式主義’‘走過場’。”胡金木表示，這種態度將導致一些消極現象，如學生缺乏內心認同和積極性，以敷衍了事的心態應付答辯等。

“如果師生對德育論文、德育答辯的價值存疑，認為耽誤了日常學習、專業答辯的時間，那么便會產生負面效應。”李晶說，“目前來看，高校德育答辯的評定標準普遍較為模糊，很難與專業論文答辯的客觀標準對標，也致使這一制度的影響力和輻射面受限。”

吳建偉進一步解釋道，德育評價是衡量學生德育素質的重要依據，但它與常見的智育評價存在顯著差異。“智育評價容易量化，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評價方式和規范流程，而德育評價則很難以量化指標度量。”

“與畢業論文不同的是，德育論文及答辯未必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學生的思想品德情況。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德育評價就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吳建偉坦陳，“答辯結果如何呈現，是一個難點。如若還是簡單打分，根據德育答辯情況，在成績上把畢業生分為若干等級，很難保證精準度，甚至可能讓部分學生心生抵觸。”

“畢業生德育答辯應該由誰評價，才能確保考核的全面性和公正性？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量的問題。”吳建偉認為，高校德育評價不僅需要學校全員、全程、全方位投入，也需要黨、團、學工等各部門以及思政課教師、專業課教師協同參與。

“答辯結果是德育評價的重要參考，但絕不能過度強調它的‘考核’性質，以免違背其促進學生自我反思和成長的初衷。”李晶一再強調。

德育須全方位支持、全過程貫通

德育答辯該如何開展，才有利于見實效？

“德育答辯的核心是學生，因此，應緊緊圍繞他們的成長經歷展開，深入關注其真實生活與現實困惑。”胡金木認為，教師當鼓勵學生“講好自己”，確保內容真實反映個人的成長歷程和思想道德狀況。通過“談自己的心聲”“說身邊的具體事例”等，引導學生展現真實的自我，從而循序漸進激發他們的成長意識，促進自我認知和自我提升。

在吳建偉看來，考核什么、誰來考核、怎樣考核，三個方面緊密相關，須有科學的整體方案。“德育考核不應建立在一篇論文之上，而應以畢業生在校期間的德育表現為根據，對畢業生成績、成長整體表現進行過程性評價。”

“讓德育參與主體以及畢業生代表共同參與德育答辯，有助于提高答辯的權威性、說服力，為答辯學生營造公平公正的考核環境。”吳建偉強調，考核結果要以正面描述性評價為主，這不僅符合青年人成長規律，也有利于激勵學生不斷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

胡金木也提及了這一問題。他指出，教師不僅應從“評判者”轉變為“傾聽者”，更要善于啟發學生進行思考，在深度交流與對話中引導學生形成優良的道德品質。

李晶介紹：“學校相關部門應充分調動各學院及輔導員、班主任、專任教師和學生的參與熱情。目前有高校構建的‘四重導師制度’就值得推廣：輔導員為專職德育導師，班主任或專任教師為兼職德育導師，思想政治教師為德育專業導師，部分行政領導為德育輔助導師。”

“貴在全方位支持，重在全過程貫通，成在全員參與。”李晶表示，高校需加強對德育答辯的重視程度，全面支持德育評價體系構建。“德育答辯不應是一次終結性評價，更應融入大學教育全過程。例如，在大學一年級就開始思考德育論文選題，大二大三進行德育論文開題，畢業時進行答辯，使之貫穿于日常德育和畢業德育全過程。”（記者 晉浩天 通訊員 李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