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探尋中國書法史的人文價值

上海書畫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從蘭亭到鐘鼎：中國書法史探微》，是一部努力沉潛于中國歷史文化，通過考察兩宋至20世紀初的書跡、書家、書體、風格、傳統衍變等現象，抉微發隱，探究書法本體精神的上乘佳作。

作者莫家良教授奉獻給讀者的這本學術文集，是他30余年潛心書學研究的部分成果。全書由13篇書學論文組成：前6篇事關兩宋，計有《〈蘭亭序〉與宋高宗——南宋古典書風的復興》《宋代狂草的變革》《宋代書法中的尺牘》《宋代書法中的歐陽詢傳統》《南宋書法中的北宋情結》《宋代書法中的崇古、通變與尚意——出土石刻引發的思考》；后7篇論述元明清及20世紀初，包括《元代篆隸書法試論》《王寵的借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借券卷〉》《〈淳化閣帖〉與清代書法臨古》《大字·集聯·酬應——樂常在軒藏聯選論》《江聲寫篆與乾嘉學者的篆書》《錢坫書法四論》《鄧爾雅書法論敘》。全書以《蘭亭》為代表的帖學和碑學，共同構成了中國書法史的主體。該書體現了作者對書法史的宏觀把握，以及以小見大的治學路徑。通讀全書，受益匪淺。

筆墨背后的文化意義

本書作者無論是考察宋高宗推崇《蘭亭序》的動因和結果，還是分析宋代尺牘收藏刊刻對文化重建的作用，無論是闡述明代王寵《借券》受歷代藏家青睞的原因，或是探討清代江聲、錢坫等篆書的卓越成就，都是著眼于書法背后的學術、道德等價值支撐。他認為“中國書法本不是純粹講究形式美的一門藝術,更在于其筆墨背后所蘊含豐富而深邃的文化意義”。這種認識和判斷是有歷史依據的?？v觀書史，從《漢書·藝文志》對“六書”“六體”的解釋，到《隋書·經籍志》把經籍文章當作“為治之具”的論斷，都沒有把書法看作是獨立的“藝術”。《晉書》所載唐太宗在陸機、王羲之本傳后的兩篇史論，集中體現了唐人對文藝與治道關系的思考。《宋史》提出斯文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的價值判斷（《宋史》卷319），在明清大儒如顧炎武等人的思想中烙有明顯印記。近代王國維針對時人在書畫方面的流弊，感慨“一藝之微，而風俗之盛衰見焉”。

由此可見，本書以文化視角考究書法本體，是基于對歷史的充分認知。作者認為“書跡的可貴不僅在于筆畫工拙，更重要是因為書者而存在的人文道德價值”。這一看法符合歷史事實。蘇軾書名甚高，但本書對其書法不置一詞，世人推崇蘇書，主要在于東坡器識、議論、文章、政事皆具“特立之志”和“邁往之氣”。同樣，朱熹稱贊“山谷宜州書最為老筆”，也是出于對忠賢流落的追想。在作者看來，宋高宗對《蘭亭》心摹手追，不僅是著眼于審美，更有回歸傳統、追尋法統的現實意義。

言必有據的學術規范

本書作者沒有以現有的藝術理論概念來闡釋書法，而是置身于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秉持“以書法作品結合文獻數據進行分析”的原則，通過嚴謹細致地考辨，得出可信結論。行文謹守“言必有據”的學術規范。

全書注釋有876條，征引的文獻數量也很驚人。另附相關書法作品310幅。這些作品在佐證論文觀點的同時，還能讓讀者欣賞書法之美。比如，通過《嘉祐二體石經》拓本圖片，讀者可以明白，刊刻石經是中國古代傳播儒家經典的重要方式。嘉祐石經與之前的熹平、正始、開成石經一脈相承，與之后的宋高宗御書石經一樣，都有重大的傳播意義。同樣，讀者可以通過《南浦帖》來領略蘇舜欽草書風范，感受北宋前期狂草“守法”與后期“尚意”的不同之處。岳飛因精忠報國名垂青史，人們往往容易把“浩蕩感激”“奔蛇走虺”的大草風格與其英雄氣概聯系起來。但通過書中提供的岳飛尺牘拓本來看，讀者更傾向于認同作者“岳飛素來景仰蘇軾書法，而學習蘇書”的觀點。從《賜岳飛批札》中不僅能略窺高宗書風與《蘭亭》的淵源關系，也可了解到宋金大戰前夕，南宋如何調兵遣將合圍來犯之敵。書中所附南宋吳說《尺牘》插頁，筆跡雖不甚清晰，依然能體味到宋人書藝的精妙。

以小見大的治學路徑

書法史往往以大師或大變化著手展開論述，但本書作者卻從書法史中不太受人關注的“小處”入手。譬如：以歐陽詢地位在兩宋的升降來探討“法”與“意”的關系，結合南宋姜夔、趙孟堅的書論，引出元代書法的復古現象，得出“中國藝術史中以回歸傳統來更新變革的模式”這一宏觀看法。再如，在論及元代書法時，也是從人們易于忽略的篆隸入手，印證元代復古書風并非局限于真行草，而是涵蓋五體。論及明代，同樣不以董其昌、文徵明、祝允明等大家之作入手，而是選取王寵通篇僅有68字的《借券》展開討論。發現王寵書法帶有濃厚的“晉韻”，并論述他的學養、人品及操守，由此得出“書以人傳”的判斷。對于同行學者以借債為證，認為王寵一生“貧賤而不得志”，作者不甚同意這一看法，并從王寵家世及生活習慣等方面進行“推敲”，發現舉債乃當時蘇州文人的生活方式，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皆不曾例外。由借據論及時代風氣，雖然點到即止，但這種以小見大、抽絲剝繭的學術思維，給人啟發良多。

該書簡潔平實的語言給讀者帶來親切感，精微的論述，體現著作者的深厚學養。比如在第三篇文章中，論及東漢陳遵所作尺牘為人珍藏是因為“文辭與書法俱佳”，這種說法就比唐人張懷瓘僅據“善書”二字就得出“此其創開隸書之善”的結論更為嚴謹。在《錢坫書法四論》中，作者通過文獻及傳世書跡交互驗證，準確推定嘉慶五年（1800年）是錢坫左手作篆的時間界限，令人信服。在作者看來，鄧石如書名超越錢坫的關鍵，在于其弟子包世臣的極力傳揚。作者引用近代學者張原煒、張舜徽等人對錢坫、鄧石如的評判，以說明書法背后的學術支撐價值遠大于單純的技藝。

總之，《從蘭亭到鐘鼎——中國書法史探微》一書，不僅是莫家良教授書學研究成果的精選，也體現了他在書法史研究中一以貫之的方法——作品為本，文獻考據與作品相結合。書中的13篇論文，不僅發掘了古代書家在書體、風格中展現的藝術趣味，亦對不同時代文人書家的創作心態和審美取向做出了客觀而深刻的論述。讀者可從一個個案例中，了解不同時段書法史發展的種種細節，領悟書中所說“中國書法不是純粹講究形式美的藝術，欣賞書法亦不僅是個人的審美活動”這一深刻的文化思考。

（作者：劉小龍，系榆林學院藝術學院黨總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