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某一座站臺，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寫下的某一段旋律，某一段想念……東莞東，夢想就讓遠行承載……”

東莞東站，背著紅藍格蛇皮袋的年輕人，為夢想匯聚而來，在改革開放的春天，在這里不斷上演著離別與相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宛如一曲曲動人的歌謠，牽引著人們走進曾經奮斗的時光……

這是剛剛在北京巡演的音樂劇《東莞東》，是繼《外來妹》后又一部以東莞為背景、講述改革開放時代浪潮下人與城共同成長故事的文藝作品。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東莞的發展歷程尤為注目。從東江入海的泥濘之地，到GDP破萬億元、人口過千萬的“雙萬”之城，這里凝聚著所有建設者的汗水和情感，他們在這片熱土上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鑄就了東莞的繁榮與輝煌。

《東莞東》，它不僅是對一座城市歷史與現狀的藝術再現，也是對高質量發展探索之路的藝術贊歌，展現出東莞在新時代新征程中，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不斷攀登新高度的決心魄力。在轉型升級中，城市與人綻放出了無限生機與活力。

打破注定的命運

“故事開始，飛馳的年代……軌道不斷變換，無人可以離開。”伴隨著陣陣歌聲，舞臺上，“東莞東”大大的火車站牌下，人潮人海。

劇中的這一幕，常常出現在《東莞東》故事原創編劇、東莞戲劇家協會主席秦川的夢里，“這些逐夢的人群里，有你有我”。

東莞東站，位于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是京九鐵路和廣梅汕鐵路的樞紐站之一，也是當時東莞少有的，可到達全國各地的大型火車站。

1911年，作為中國最早鐵路之一的“廣九鐵路”通車。比起線路兩端名聲在外的廣州與香港，東莞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業縣，河川間是廣袤的農田。

改革開放前，以農業為主的東莞，農民一天收入7毛錢，而40公里外的香港，一天收入70塊錢。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東莞靠著大膽的政策和靠近港澳的地緣優勢，以“三來一補”的代工輕工業吸引大批港商投資設廠，因而產生了大量就業機會。

無數年輕人從大江南北出發，到東莞東下車，在這里拼搏，在這里奮斗，又將在這里“尋夢”的故事傳給家鄉。彼時的秦川，在四川萬源市一所偏僻的鄉村中學任教。

一個偶然機會，秦川來到廣東。在東莞，除了不一樣的風貌，最沖擊他的是眼前欣欣向榮和弓弦拉滿的活力：上班時，工廠附近空無一人的大街和空中陣陣的機器轟鳴；下班時，工廠里如藍色潮水般涌出的工人，咚咚上下樓聲夾雜的南腔北調……這一切，都是內地小城里不曾有的。

站在虎門炮臺，望向當時亞洲最大的跨海大橋，一輛輛汽車疾馳而行，秦川想起了中學時寫的小說《站在山頂的男孩》。當時已經31歲的秦川仿佛回到孩童時代，回到那個向往大海志向滿滿的少年。

表妹夫手指跨海大橋驕傲地說道，“看，那是我們建設的。”早幾年來打工的親戚已在東莞扎下根來。曾在大橋工地做過翻砂工的表妹夫一番話，讓秦川悟到了“奮斗的青春是美麗的”。

那一刻，他堅定地告訴自己要“留下來”。

“爸爸媽媽去打工，火車坐到東莞東，東莞東在廣東，廣東遠去掙錢。”在那個“人人出去打工”的年代，東莞是跳出農村、跳出貧窮、跳出窠臼的機會，并且，它向每一個人開放！

“沒有人回到原點，是什么帶來了這樣的改變？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使得那原本看起來祖祖輩輩注定的命運被打破。”秦川有些激動。

“這曾經是全國最大的農民工集散地。”東莞東站客運主任張新彬快要退休了，他的青春幾乎都和“東莞東站”在一起。東莞東站是全國最繁忙的普鐵站之一。

張新彬的頭等大事，是每年春節有序組織農民工平安上車回家，為此，他曾帶領200多人的志愿者隊伍負責站臺乘降組織，協助旅客上車、車廂疏通、放行李。因為旅客太多被堵在車廂下不來是常有的事，他往往跟車到下一個站再回來。

如今，“東莞東站”已參照高鐵站標準修建成現代化設施完備的車站。

“‘東莞東’成了一種意向，是我們每一個來到東莞的人的人生轉折點。”秦川說，“全世界，興許沒有第二座城市像東莞這樣，深知普通人、打工人的分量。東莞也給想改變命運的人一次機會。”

2億個夢想托舉城市蝶變

在東莞這片劇烈變化著的土地上，機會總是垂青努力奔跑的人。

1995年從部隊退役的占有兵從湖北襄樊來到東莞，做過保安，五金廠工人，保安隊長，后來他學會了照相，將鏡頭對準打工人，一拍就是20多年。

在占有兵的鏡頭里，車間、倉庫、宿舍、食堂、雜貨店、夜市……所有與打工群體發生關聯的時空里，幾乎都有他的影像記載。打工者的勤奮與奔忙，歡樂與迷茫，融入與希冀，都一一呈現在產業發展的光影長廊里。

在過去的40多年間，被譽為“世界工廠”的東莞，產業發展吸引了全國大批人口涌入。據不完全統計，曾有超2億人在東莞奮斗，“平均每7個中國人就有1個與東莞有交集。”

拼搏的力量匯聚成改天換地的力量，東莞以全國0.03%的土地面積，生產出了占全球1/3的“潮玩”、1/4的手機、1/5的羊毛衫、1/10的運動鞋。東莞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工業門類，占所有41個大類的82.9%，制造業體系涉及30多個行業和6萬多種產品。

和《東莞東》音樂劇中女主角王雪英的經歷很像，1989年，16歲的王馨從河南新野縣來到東莞，從一家玩具廠做起，成為“中國第一代打工妹”。經過30多年的打拼，如今王馨創辦的公司已成為制造業的“隱形冠軍”，并成功上市。

因為家里交不起每月一兩塊錢的“菜金”，不得不輟學的王馨，14歲便擔起了養家的重任。為了去打工，王馨隱瞞了實際年齡，母親將家里的黃豆賣了，為她籌夠南下的路費。

在玩具廠里，認真負責的王馨很快被提拔為組長。一年后，跳槽到另一家玩具廠擔任車間主任的王馨，工作之余，給自己報了會計學習班。她說：“盡管那時不到20歲，但從來沒有丟掉自主學習和不斷成長的能力。”

“產業的柔韌性強，人的柔韌性也強，不管你是誰，只要你能‘搞定’，東莞都會接納你。”占有兵2012年被東莞《長安報》錄用，成了一名攝影記者。

占有兵目睹了東莞的巨變。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逐步被自動化的生產線取代，高新技術企業越來越多，流水線坐著一排排工人的情景已很難再現。

“我們在這里被逼著學習和成長，在不斷的發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占有兵慨嘆。

世界工業版圖中強勢崛起

香港大批加工制造企業向外轉移的機遇，東莞抓住了，但并非簡單的復制、粘貼，東莞一直在謀劃迭代與替代。

城市的進取心，讓每一位參與者心潮澎湃，如耐撕球場主理人鄧丹所言，“接近榜樣，成為榜樣，超越榜樣。”

20世紀九十年代初，東莞民營企業快速崛起，特別是以外資經濟配套服務和技術引進為載體，東莞民營企業開始了一股創業潮，涌現出一批以餐飲、服務、零售、酒店等服務業為主的本土民營企業以及以加工、代工為主的中小民營企業。

這波“創業潮”，王馨沒有錯過。

一部電話一臺傳真機，拿出積攢的2萬元，王馨跟家人成立了鼎泰電子材料經銷部。她看準東莞等珠三角城市印刷電路板生產企業林立的機會，開始生產用于制造電路板的鉆針。

“只有幾個人的小作坊，一開始只做貿易。”漸漸地，王馨感到只做貿易，在市場上還是缺乏競爭力。于是，她從幾十平方米的廠房和十幾個員工做起，逐步開始投入PCB（印刷電路板）鉆針的研發與生產。

“一開始產品達不到客戶的要求，我們就繼續死磕。”王馨說，最難的時候，她和幾個股東不拿工資，公司賺了錢先給工人發工資，剩下的資金繼續投入技術迭代和設備升級。

PCB微型刀具是加工PCB的工業用微型刀具，被廣泛應用于消費電子、5G通信基站、汽車電子等領域的生產加工環節。

2000年前，PCB微型刀具以進口為主，價格高昂且受制于國際市場，很多客戶都希望有國產的PCB微型刀具。王馨回憶，洞察到這個機遇，公司抓緊研發，產品在國內市場迅速崛起，實現了跨越式的增長。2022年11月，鼎泰高科在科創板上市。

和《東莞東》里的香港老板很像，時代集團主席楊華強也是從做皮包起家。時代集團，是東莞代工廠的發展歷程的縮影。從香港工廠，到深圳工廠，再到東莞工廠，它為多個歐美奢侈品牌箱包代工已超過50年。

和故事結局不同的是，楊華強的工廠不但沒有倒閉，而且還參與到全球時尚產業的競逐。

“代工是沒有出路的！”楊華強說沒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隨時都能被別人取代，身邊都是危機，唯有品牌及自產自銷才有話語權。

楊華強要乘內地全產業鏈的“東風”，做自己的品牌，建自己的“百年字號”。

“東莞一直在改變。”楊華強說，同步的，時代集團也在變，建品牌，建全球設計鏈條，建電商直播大樓，用雙語向全球賣中國自己的時尚衣帽箱包。他說，東莞越來越像香港，都是“獅子山下”的拼搏人。

書寫時代最重要的情感

“對東莞而言，在東莞工作過的人從來都不是一串數字和名字，而是一段又一段充滿歡笑與淚水的鮮活人生。”秦川說。

耳熟能詳的《外來妹》旋律中有辛酸，打工文學的筆下有悲憫，流水線上沒有停歇，暫住證里刻著的是他鄉。

和故事里的女主角一樣，東莞厚街鎮寮廈社區黨委書記詹靜也曾在手袋廠打工。這段經歷讓她致力去改變，改善勞動環境、提高生產效率，這是她從普通工人、到行政主管，再到廠長不變的堅持。

31年來，詹靜嫁了本地郎，從花樣少女到為人母親，從企業高管到社區黨委書記，她說著一口流利的本地白話，全然看不出1989年初來打工時一絲湘妹子的痕跡。

在基層工作的二十年里，詹靜和社區干部一起共同推動社區發展和群眾生活幸福指數，努力提升集體經濟效益；規劃和完善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美麗文明花園式社區；實施兒童、大學生、婦女、老年人成長計劃，攜手社區群眾共同進步。

她的切身經歷見證這個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悅納、尊重、乃至融合。

四十多年來東莞也從“打工的地方”蛻變成“生活的城市”，對外來人口服務管理的政策舉措一直持續優化，如：率先在全國建立了新莞人流動服務管理局，將外來人變為“自己人”；率先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建立“公辦+民辦+民辦公助”模式；率先探索“積分制”落戶辦法，提高外來務工人員落戶資格……

東莞關注著外來建設者的每一次呼吸，關照他們對教育、健康、社會保障等問題的需求。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探索之地，東莞不斷爬坡過坎，穿越周期，產業涅槃，追尋大道。

在迷茫中不放棄，在困厄中尋生機，城市如此，這里的人也如此。17歲輟學，隨大流來到東莞打工的鄧丹，最終停泊靠港，竟是因為“東莞幾乎每個村都有籃球場”。

從20世紀50年代，兩條鐵架、一塊木板的簡易鄉村籃球場開始，到廣東宏遠奪得過11次CBA總冠軍，在東莞24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坐落著超過6600座籃球場，“村村有籃球場，鎮鎮有籃球館”。

在東莞市最繁華的中軸線上，在眾多高聳的寫字樓和時尚購物中心包圍下，有一塊向所有人免費開放的籃球場，在不下雨的日子里，這是人群最熱鬧的地方，無論寒暑，不論出身。

這是鄧丹經營的耐撕球場，“籃球是一個燈塔，有了方向就會一直去努力，在努力的過程中會發現自己的不足，去改進，去完善，就會有出路。”

這2億外來建設者讓世界重新認識了東莞，更展現出中國人民對幸福的執著追求。它從涓涓細流匯集成奔涌之勢，在中國改革開放浪潮中崛起，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譜寫出時代不可缺少的情感。

四十多年來，東莞自身也成為傳奇。它的基因圖譜里，是關于奮斗、關于夢想、關于改變、關于創造。它早已不只是一個制造業中心，這里，人與人、人與城市之間的互動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人的主動性、創造力和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發揮，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也正是這種強大的動力，讓東莞勇于“自我覺醒”，敢于探尋城市的“第二曲線”。

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研究員朱元冰認為，東莞在改革進程中關注人的主動性，實現了“以人為核，以產立軸，以城造夢”三位一體的新工業文明發展模式。在這種新模式下，人的首創精神讓城市持續保持活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塑造出氣質卓爾富有吸引力的城市精神，進而吸引著更多優秀的人才匯聚于此，構建正向良性循環，讓“東莞東”的故事在新時代不斷延續，并賦予新的內涵與意義。

東莞，如今已成為世界工業文明版圖上的璀璨明珠，它見證了無數傳奇：有普通人用雙手和智慧改寫人生，有城市與人共同成長的奮斗足跡，更有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記者強曉玲 黃浩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