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近年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和參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全過程的政法機關，通過用足用好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積極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然而，在“全民觸網”時代下，網絡新業態發展的多跨性、風險性、趨利性，給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公益訴訟帶來了現實挑戰。

一、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公益訴訟面臨的“五重”困境

一是公共利益標準不明。有觀點認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或國家親權理論，只要涉及多數未成年人權益的，都屬于“公益”范疇。也有觀點認為，對于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所保護的公共利益之范圍邊界，應秉持有特定主體的法律觀，聚焦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的利益。此外，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多以造成實際損害結果為前提，而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公益訴訟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安全等新領域，為最大化保護未成年人利益，是否可以探索將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的潛在危險納入公益訴訟范疇，前移預防端口，值得探討。

二是因果關系認定較難。一些網絡運營平臺對不良信息篩查管理措施不力，部分網絡產品和網絡服務提供者故意規避法律相關規定，在未設置時間、權限、消費等管理功能的情況下，提供誘導未成年人沉迷的產品和服務等，此種生產端口和不良信息流入的無秩序狀態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網絡權益遭受侵害，要在混同情形下溯源公共利益受損的直接原因難度較大。

三是調查核實難度大。網絡公益訴訟調查對象主要包括網絡數據、即時信息、電子設備等，具有多樣、即時、海量的特點，通常情況下跨平臺、跨地域，甚至跨國境。而當前檢察機關辦理網絡公益訴訟案件的調查核實手段有限，除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可以申請證據保全外，缺乏查封、扣押等強制性措施，容易造成證據變更、轉移、損毀、滅失。

四是監管職責邊界模糊。互聯網案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企業注冊地、主要營業地、服務覆蓋地以及侵權行為地、侵害結果地各自分離，檢察機關開展公益訴訟常受行政監管屬地原則限制，且涉及網信、公安、文旅、教育、出版、衛生健康、市場監督管理等多部門，范圍廣、領域多，各部門間的職責界限有待進一步厘清。

五是侵權損害懲戒不足。因網絡公益訴訟涉及未成年人人數眾多，同一侵權行為可能造成不同損害結果。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信息的網絡產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行為模仿等，對心理受損嚴重的未成年人需要及時給予心理修復和行為矯治，目前針對上述問題尚缺乏統一認定標準，難以確定具體損失情況。實踐中，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請求主要集中在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方面，這些對網絡侵權責任主體的懲戒性明顯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公益訴訟案件辦理質效的建議

一是采用“二分法”準確界定未成年人網絡公共利益受損范圍。對于未成年人網絡權益的保護，不僅要重視補救已經受到損害的權益，更要關注可能受到損害的風險，防患于未然。一方面，民事公益訴訟的本質仍然是民事訴訟，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雖享有原告權利，但并未打破原被告的平等訴訟地位，仍應遵循民事裁判原則。另一方面，行政公益訴訟的目的是促進行政機關全面依法履職，當行政機關怠于履職、消極履職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損害風險，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實際損害，檢察機關可積極履行預防性監督之責。因此，可采取“二分法”從損害實害性、危險性兩個維度，根據公益訴訟案件不同類型分別予以界定，即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實際損害為標準，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于損害危險為標準。

二是依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確定責任歸屬。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是未成年人保護的基本遵循，破解公共利益損害責任認定難題，也應當從有利于更好維護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鑒于網絡技術的專業性、復雜性，檢察機關要證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損與網絡運營平臺、網絡產品提供者的行為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常常面臨著“以現有技術發展水平難以實現”的抗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采取舉證責任倒置也于法無據，但可以探索民事公益訴訟“優勢證據”標準，以此降低檢察機關證明難度，最大化實現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訴訟而言，針對網絡監管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的問題，可按照“確立+概括”原則，先從事項到部門、從領域到部門確定具體行政職能部門；若無法明確，再根據概括原則向上溯源，將未成年人保護職責作為判斷標準，也就是說，只要法律明確了行政機關具有未成年人保護職責，即便是未規定具體保護措施，也可以將其作為公益訴訟監督對象。

三是從身份定位出發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強制性調查核實權。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既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原告，也不能完全脫離原告身份行使法律監督權。為充分體現“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屬性，確保全面、客觀收集公共利益受損的證據，從“法律監督者”的身份定位出發，建議在初查立案階段賦予檢察機關查封、扣押等強制性調查核實權。同時，應當建立調查核實懲戒機制，對責任主體應當配合調查而拒不配合的，應明確要求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如果違法主體故意隱瞞、轉移證據或證據損毀、滅失后，經恢復不影響違法事實認定的，可視程度對其予以批評訓誡、信用降級、行政處罰等；若證據無法恢復，但損害后果持續存在的，可以降低證明標準，輔以其他證據直接認定違法主體的違法事實，確保公共利益及時止損。

四是借鑒域外經驗引入網絡侵權懲罰性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具有補償、懲罰、遏制等功能，該制度在域外被普遍采用。為解決當前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中，責任追究虛化、懲罰弱化的問題，可積極探索引入網絡侵權懲罰性損害賠償。一方面，規范懲罰性賠償適用情形，明確侵權賠償的標準和計算方式，將懲罰性賠償作為檢察機關提起涉網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訴訟的一項重要請求權，以此加大違法主體的行為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監管機制，通過設立專門賬戶、確定修復方式、監管使用情況等，促進受損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復保護，從而實現懲罰與修復的雙重目的。

（來源：檢察日報，作者單位：重慶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