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跨越再跨越——十一屆全國政協走過五年

“軟辦法”變為“硬約束”

2011年8月，廣東省政協舉行了“加快產業轉移園建設、推進‘雙轉移’實現重大突破”專題協商會。不少參會人沒想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的汪洋也來到會場。

會后，汪洋頗為感慨地說：“我很受啟發。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大家坐在一起協商討論，這種良性互動是很好的。”

早在2009年9月，廣東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就在省委的指導下，先由廣州制定出臺了《中共廣州市委政治協商規程（試行）》；2010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政治協商規程（試行）》頒布實施，這是全國首部省級政治協商規程；2011年8月，在總結試行經驗的基礎上，規程正式出臺。

“從‘關心協商’到‘必須協商’，從‘可以協商’到‘程序協商’，從‘軟辦法’轉變為‘硬約束’，實現了政治協商從制度建設到制度實踐的重大跨越。”這是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黃龍云對近年政協制度創新的真實感受。

如今，廣東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各地市都已自覺把政治協商當作分內事，變“應邀出席”為“主動參加”，變“發表講話”為“提出意見”。江西，南京、福州、廈門等地都作了類似的決定。從中，你會讀出六個字：“制度化”、“程序化”。正是這可貴的六個字，讓人民的意愿、民主的施政，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穩步實現著。

制度創新，帶來的不僅是制度化的力量，還有制度化的壓力。尤其在“協商成果辦理與反饋”上，為了避免“說了也白說”，廣東省在協商程序上規定：政治協商均要形成紀要或建議案；建立政治協商督辦落實機制。他們還把是否重視政治協商，同“官帽子”聯系起來，成為廣東各級黨政領導政績考察的重點內容。